第77节：你来我走（77）
洗手间里，我拧开水龙头，让哗哗的温水从两手间流过。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镜子，我从镜子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年自己的变化。不要说在新移民的眼中，就是在洋人的眼中，我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女性，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洋人毕业后都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去做收银员。看看我和向东的生活，该有的也都有了，一个在公司做白领，一个自雇少交税。加拿大人的梦想，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就是兜里没有几个现金钞票，月底就得倒腾着信用卡付账单。）不知为什么，当这些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生活的尽头感。
下班的时候，下雪了。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和街道。在一个离不开下雪的国家里，再大的雪，马路上的汽车也是从容不迫的。虽然在这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滑雪，打hockey（冰球），滑冰，钓鱼……不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无法融入多伦多的血液。
向东开车来地铁站接我。天已经全黑了，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舞的雪花扑打在车玻璃上。昨天刚和向东为去留问题又争执了一番，此时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着。
几年前，向东还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大男孩。那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身上没几个钱。下雪的天里，马路上排队打车的人比面的还多，夏利又舍不得打。向东总是在雪天用自行车送我回家。自行车压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汗水和着飘落的雪花融化在向东的脸上。我坐在后面，穿得像个大狗熊，紧紧搂着冒着热气的向东，幸福的感觉揣在心里。向东使劲儿蹬着，为了证明他男子汉的本色，送完了我，他再骑车回自己家。听说回到家，大腿根儿隔着毛裤都磨红了。
今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驶向茫茫黑夜，驶向我们的townhouse，驶向我们在多伦多经营的小家。雪天驾驶很危险，向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打开了CD，田震沙瓤西瓜般的嗓音回荡在车内：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我们现在再不用为雪天蹬车而烦恼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车里，然而我却觉得他离我远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开始不能步调一致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痛苦中。移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美丽中不知不觉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移民让我们沉迷，选择让我们自寻烦恼。
第78节：你来我走（78）
每一个清晨，一睁眼，望着天花板，我们就开始了去留问题的讨论。向东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失落感总是大于我。他学生多的时候就很高兴，只字不提回去的事情，学生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向东就十分消沉，恨不得抬腿就回国，好像回国是他逃避的一张盾牌。而每当痛下决心要回去的时候，老天又撒上一把胡椒面，给他一点生机，于是他又开始犹豫，又开始徘徊。
我也一样，早就厌烦了每天毫无生气和发展机会的工作状态。 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收入和吃药补牙的福利全都指望这份无聊的工作。不到万不得以，哪里敢轻易言弃。
昨天我们又说到了去留问题。向东的方案是，让我保住工作， 他先回去。如果有了真正的好机会，就让我也回去。我不同意。夫妻本是同林鸟，要么一起回去，要么就都不回去。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两边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特别吸引力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是最难做的决定了，不像当年的高歌，她真是待不下来，而她的男友又不想来，索性也就坚决地回去了。以前觉得无论多伦多还是北京，我们比国内的朋友多一种选择。现在发现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了一种需要费脑子判断的烦恼，而这对幸福判断的失误将要直接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们现在无法做决定的最大阻碍是高兴，有野心也需要三思。高兴已经三岁多了，都上幼儿园了。他上小学前，我们还可以动一动，就算回去上小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万一以后又想让他来加拿大上中学和大学，我们那时的岁数可是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了工作，高兴便没有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们就要为了他的加拿大身份而在中国付高昂的学费；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语言又会成为问题，即便以后他自己考来上大学，又会像我们一样经历语言关的痛苦；高兴不能融入他的“祖国”，那么高兴的前途就成了问题；高兴融入了加拿大的文化，英文没问题了，恐怕中文又不行了，以后他回中国工作的路就断了，高兴的……如此想下去，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烦恼。每一次的讨论总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化成为“自私”还是“无私”的争吵，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烦恼，这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烦恼。 每每聚在一起，我们就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去留问题。
第79节：你来我走（79）
星期天，张太太说牧长林一家要来，让我们也过来坐坐。
“我刚来的时候， 头一个月新鲜， 半年后开始想家， 一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去，真的在这里过了三四年就麻木了，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回去了。”张太太边嗑瓜子边说。
“我们要回去了，等我女儿拿了公民，多一天也不待。”牧长林很坚决地说。
“你闺女都快初中毕业了，你们不等了？”张太太问。
“哪里有个完，上完高中还有大学，哪里等得完？我们想通了，孩子自有孩子的福，她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她自己的造化，她想回来上大学，自己努力考回来。我们的能力也就能给她安排到这样了。我们那地方小，单位领导贿赂贿赂好说话，两个人的公职还保留着，只要回去，以后退休待遇还都有。”牧长林说。
“你们两个的公民不要了？”张太太问。
“不要了！这东西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牧长林说，“我们仔仔细细想了想，等到六十五岁不用花钱买药还要等二十几年。我们又不天天去欧洲，就算去，现在签证也好办，何必为个加拿大身份而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瞎混呢？我们申请了公民，原来单位的公职就泡汤了。”
“你们女儿是公民就行了，以后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不会再来了。你们想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来了只能住在你们这些朋友家。”牧长林说。
“我欢迎你们住我家。”张太太说。
“那哪里成。我们住个一两个月，给你钱呢，你心里不舒服，不给你钱呢，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毕竟是国外，生活费比国内高好几倍，哪里好意思。”
“那就来短点。”
“搞清楚了，现在飞机票就数加航的贵，这么贵的机票就来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吃饱了撑的？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去个韩国或者东南亚旅游呢。多伦多该玩的都玩了，实在想不出还来干吗。”
牧太太在走之前奢侈了一把，在outlet店买了二十双鞋和一箱子减价的名牌衣服。她保留着标签，准备回去后一年拿出一两件穿。很快，牧长林一家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多伦多。
49。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加拿大人都喜欢去古巴度假，就像北京人喜欢去海南一样。
第80节：你来我走（80）
最近因为去留问题，我们两个搞得心力交瘁。张太太提议趁张先生在这里， 两家人一起去古巴享受 “冬天”里的夏天。
张太太想订五星级的度假村， 我们嫌贵， 又不整天躺在屋子里， 有个三星的就行了。 张太太说： “三星的不安全， 三星酒店古巴人可以随便进。一个朋友去了， 晚上眼睁睁看着小偷进到房间里把包拿走了。”我们折衷了一下， 买了准四星的自助团。
从美国的迈阿密上空飞过去的时候，下面一片灯火辉煌，让人一下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大气粗。一入古巴境内，灯光马上暗淡了许多，一下就看出了差距。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比较节省的。酒店的房间里只点一只惨淡的节能灯，到处都黑乎乎的，视力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整才算调整到适应。
“古巴人民一直顽强地和美国对抗着，还能有电供我们外国人享乐，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凑合些吧。”向东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锣鼓声吵醒。窗外是洁白的沙滩，古巴人在教游客跳舞。我们走出房间，迎面一对法国人向我们问好： Bonjour！我们立即迎合着：Bonjour，Bonjour。又碰上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一挥手：Hallo！我们马上又改了腔调说：Hallo，Hallo！一会儿南美的朋友又来了：Hola！我们又学着回复：Hola，Hola！
“中国人活得真他妈的累，老觉得自己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呢？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学，还老觉得自己语言不好。”张先生说。
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中文呢，怕什么。再遇到打招呼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鸟儿语，我们都直接回答： 早啊，吃了吗？
古巴的沙滩是洁白的，洁白的沙滩上趴着裸露着上身的洋人妇女，只是没有电影里看到的好看。不是肥得一身赘肉，就是老得皱得像沙皮，看了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想吐。
晚上度假村里有歌舞表演，还教客人跳拉丁舞。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舞蹈跳起来很难。古巴人教了我们半天， 张太太怎么扭都像是在跳大秧歌。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人体结构不一样，我们这扁平的中国屁股只适合扭秧歌，不适合跳拉丁。
身上的美金不够了，我们去小镇上的银行换钱。烈日炎炎下，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看门的老头儿神气十足地在银行门口踱着步。当他看到排在队伍末尾的我们，马上招手让我们过去。古巴人民友好地让出一条道儿，有点儿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意思。我们走进大厅，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请我们到一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白人，吹着电扇，喝着冰水。他一看见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喊：“Hi，他们说外国人可以在屋里等，古巴人必须在外边等。”
第81节：你来我走（81）
“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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