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金锁记》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也曾以此为基础重新写了《怨女》。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评论中，这篇小说被赋予了最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虽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但在当时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与一些杂志的轰抬有关，主要是造成新闻效果。而一些进步杂志和进步作家，对张爱玲却是真正地爱护和关心。《万象》杂志是较突出的一个。当时的主编就是柯灵。一九四三年七月，当张爱玲的最初两篇小说问世后，她带着另一篇小说《心经》来找柯灵，此后《万象》给予了她最大的扶持。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爱国文人通过柯灵婉言相劝张爱玲不要急于发表作品，郑振铎希望她写了东西存起来，暂时不要发表，原因就是她发表作品的有些刊物，政治上是不干净的。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张爱玲却很坦率地回绝柯灵，主张“趁热打铁”，也一应她“出名要趁早”的奇念，愈发美文铺地，玉珠满盘。上海在一九四三年的流行杂志里，都可见张爱玲的大名，真可谓名噪一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张爱玲的小说结为《传奇》出版，共收小说十篇，凡二十四万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奇》《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书，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成为洛阳纸贵。
人们纷纷传阅、纷纷议论，张爱玲由红变紫，实现了她要成为名人的宿愿，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世俗宣告她对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华彩夺目，被称为一个“奇迹”，也似一个“传奇”，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也使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从此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尤其《杂志》编辑部连连举办座谈会，讨论《传奇》的艺术价值及其魅力，从结构、特色、氛围等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赞美。随之，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时而参加女作家的座谈会，时而参加艺术家欢迎会，讨论会，并结识了文坛女友。如：与她同时走红的苏青、潘柳黛，艺术家崔承喜等。
在一片赞美之声有加的金色氛围中，有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发表在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
时值一九四四年五月，张爱玲最红的时候，这篇文章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为在当时甚至现在亦很有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迅雨”是艺术家、翻译家傅雷先生的笔名，文章认为：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出现给人以突兀和奇迹感。
《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他对女主人公七巧的性格、心理和她的悲剧命运进行了细致而深刻地分析，还指出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没有采用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动作、语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是轻描淡写地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同时，傅雷也对张爱玲的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丰富的想象，凭着一支流转如踢垩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道路，完全失去了最有意义的主题。傅雷在文章结尾处向张爱玲大喝一声：这是往腐化的路上走！并对她未来的创作道路提出了预言式的忠告：“技巧是对张女士最危险的诱惑；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傅雷的此篇评论的确成为张爱玲以后创作道路的某种预言，也成为后人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一个理论依据。但张爱玲的答复是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兜来兜去反驳了迅雨的批评。而在后来，张爱玲本人也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严厉的批评。以后《连环套》没再写下去，有人说是因为傅雷的文章，有的传说是为了稿费，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同时，一九四四年五月，《杂志》月刊又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胡兰成在上海沦陷时曾任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总主笔。在《评张爱玲》的文章中，以一种纯美的情致抒发了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礼赞，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生之泼剌。”认为：“张爱玲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胡兰成在写此文时，已与张爱玲在恋爱。
因此与其说是一篇批评文章，不如说是对张爱玲人与文的爱的公开表白，显然带有别有用心的吹捧。
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主要有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一九四五年《书评》）、谭正壁的《苏青与张爱玲》（一九四五年《风雨谈》）、沈启无的《南来随笔》（《苦竹》）、柳雨生的《说张爱玲》（《风雨谈》）、马博良的《每月小说评介》等等。这些评论文章都以溢美为基调，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张爱玲小说在当时的影响程度。
作为一种反应，尤其是对迅雨那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她的文艺观。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她说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还喜欢素朴，认为她“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配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可见张爱玲的文学追求甚至人生追求。正如熟悉她的人所说的，她是因为了人生的悲凉，才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张爱玲在当时的触目，还不仅仅在她的美文，她的为人处世也几成一篇篇“传奇”，让人们留传至今，成为文坛轶事。
由于她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她对色彩、衣饰、音乐、生活场景以及观人察事，都有别具风格的看法和认识。这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已能充分地体现。而在她的文章之外，也还有许多“传奇”般的“流言”。
见过张爱玲第一面的人，都会为她的衣着所惊叹。你很难用奇装异服的词句来形容她，但她的衣着款式、色彩的确与众不同。传说，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着装奇异，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到朋友家去玩，身后也跟着许多被她的服装所吸引的孩童。她不是追求时髦的穿流行服装，而是别出心裁，设计出处处能体现出匠心的文化服装。之所以说她的服装是文化服装，是因为在她的色彩和款式的追求和爱好上，体现着与她的小说、散文同一格调的倾向，即中西结合，古今并举。在大俗大土的色彩下，却洋溢着古老文明才能熏陶出来的文化的雅趣与韵味。如：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惊奇不止。四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或书附的张爱玲的照片里，犹有这种充满了清朝宫廷气的服饰，据当时也是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青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当年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时，与剧团主持人见面的那天，就是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张爱玲不但在服装上出新出奇出古，在颜色的选配上也喜用一种鲜明而又参差对照的色彩。柠檬黄，大红，葱绿，桃红，士林蓝都是她常选用做衣料的色彩。可以想象，如此出色的颜色与出格的款式相配，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效果。但张爱玲的态度却是如行云流水，处惊不乱，我行我素地按自己的意愿着装出席各种活动和社交。从中可见她观念意识的笃定和超常规性。
张爱玲有个很要好的朋友炎樱，是印度姑娘，生得矮小黑胖，却有着一份生命的活泼与生动。她的本名是Ｆａｔｉｍａ，与张爱玲一般有别才奇趣，聪慧极致。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炎樱把她的别致的聪慧用嘴说出来，因为终归是外国人，文字表达不畅，而张爱玲却是用笔。两人即使要好到如针线般成双成影，但一起吃饭也分别付款，财钱清爽。张爱玲对友人的优点清细分明，丝毫不存非意，与一般文人不同。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也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仔细地去品尝。她还写了《炎樱语录》与读者共享。记下了炎樱说过的每个有趣的句子。
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炎樱这样说“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炎樱还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人所能想到的奇怪念头。炎樱与张爱玲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她到了美国，并且她还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证婚人，从此也可见张爱玲对每一份情感的珍惜，从这一点上看，她是古典的。
与张爱玲同住的是她的亲姑姑，为了能让她上学并从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她的姑姑还代张爱玲挨过打——她的兄长也即是张爱玲的父亲的打。张爱玲虽然与姑姑血缘在身、同住加亲，却与炎樱的关系一样，是出自一份感情的欣赏。她与姑姑的钱财也公私分明，锱铢必较，连姑姑也不得不说她“财迷”，但张爱玲却并不以为这是不好，反而笑着向别人学说。姑姑也是个有别趣的新女性，同张爱玲的母亲共同留过洋，在上海怡和洋行任职员。张爱玲的《姑姑语录》中，也记录下她姑姑的别致的言语：“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人和事，在张爱玲眼里都出奇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念，而是全心全意地欣赏之，并且把这欣赏欣喜地告诉读者，让读者与她一起欣赏。从这一点看，张爱玲的心态是健康，天真的，坦率到没有虚荣、世故的程度。她又是现代的。
但在做人处世上，她却显得有些苛刻。她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