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大兹纳缅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这家酒店不是俄
罗斯人而是爱尔兰人开的，是爱尔兰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欢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够从
外交宴会脱身的话。
她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停车的位置，因为越来越少的俄国人能够买得起车或汽油。
她把车停在角落里，然后走回去。像往常一样，每当看见那些特征明显的外国人接
近饭店时，讨饭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将外国人团团围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职之前，伦敦外事办的领导已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有过交代，但现实还
是令她十分吃惊。她曾见过伦敦地铁中和纽约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的贫民是在那里栖身的。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职业乞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
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这个遭受了巨大灾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曾
经（前不久）是农民、士兵、职员和店主。这使她想起电视里播放的记录第三世界
国家情况的记录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门口，仆役瓦季姆在几码外就看见了她，朝她跑过来，嘴里粗
鲁地吆喝着让其他几个俄国人闪开，以便让这位能给他的饭店老板带来重要硬通货
的客人平安进店。
西莉亚看不惯这种蔑视自己同胞而讨好外国人的谦卑行为，她想说些什么，但
瓦季姆将他强壮的长胳膊挡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间，推开饭店的门，将她引进饭
店。
从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到室内正在高谈阔论享受大鱼大肉午餐的50
名宾客，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她是一名心肠非常善良的女孩。每当在外吃饭时面对
那么多讨饭的人，她总是很难咽下自己盘中的食物。那位亲切的俄国记者在角落的
一张饭桌前向她招手，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他正在研究拼盘的第一道菜，最后决定
要大对虾。
蔡塞夫仍在苦苦寻求，他急速走遍博罗维茨基广场寻找那辆红色越野车，但是
已经找不到了。他前后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连一点红色喷漆物品都没看见。最
后他选择了广场那头的主街。使他惊奇和兴奋的是，在离那个酒店200 码远的角落
里，他看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
像其他那些不怕挫折、坚韧不拔的人们一样，蔡塞夫在越野车附近找了一个地
点，再一次开始了等待。
1983年，奈洛比贾森·蒙克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与许多
他所认识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仍然记得诺曼·斯坦。他们之间有一段奇特
的友谊：那个个子虽不高，但肌肉强壮、来自乡村农场的足球运动员，他的父亲曾
是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二名犹太医生。是他们所共同具备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
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分，则斯坦几乎就是生物领域里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享有学校的最高荣誉，然后直接升人医学院。他们以圣
诞卡形式保持着一般的联系。两年前，就在他将去肯尼亚任职之前，当他路过华盛
顿的一家饭店大厅时，蒙克看见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在独自吃午餐。他们在一起坐了
半个小时后，斯坦医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现。他们在那半个小时里相互交换了各自的
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谎说他在政府部门工作。
斯坦已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学位，正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
特里德城陆军医院做研究工作。贾森·蒙克在他亲洛比的公寓里查了他的电话号码
簿，并拨通了电话。当电话响了10声以后，对方有个模糊的声音接了电话。
“喂？”
“你好，诺曼。我是贾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儿？”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表现在几点？”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现在这里是早上5 点钟，我把表定在7 点钟。我昨晚半夜才睡觉。孩子正在
长牙齿，很闹人。谢谢老朋友打来电话。”
“诺曼，镇静下来。我向你打听点事情。你听说过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病吗？”
对方停顿了一会，然后传来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睡意了。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蒙克给他编了一个故事。但不是关于俄国外交官的。他说他的一个熟人5 岁的
儿子患了这种病。他隐约听说过美国人对这种特殊的疾病有一些经验。
“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斯坦说，“我得打几个电话，然后再打电话告诉你。”
下午5 点钟，蒙克的电话响了。
“可能有点希望，”流行病学家说。“听我说，目前还在完全创新的原型阶段。
我们做过一些试验，至今为止，结果似乎不错。但是它还没提交给美国食品及药物
管理局（FDA ），更不用说被通过了。我们仍在实验之中。”
在美国，每一种新药公开使用之前必须提交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审查批准。斯坦
医生所描述的是一种很早以前（在1983年）研制的头抱菌素类抗生素，当时还没有
名称。它在80年代后期进入市场，叫做头孢噻甲。当时简称为CZI。它是当今治疗惠
特莫尔氏病的标准药物。
“它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蒙克问：“要多久才能产生副作用？”
“说不好。”
“晤，如果那个孩子只能再活三星期，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斯坦沉重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所有的规定的。”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这件事。帮个忙吧！诺曼。看在我们小时候我为你拔鸡毛
的份儿上。”
他听见马里兰那边传来了响亮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就杀了你。”斯坦医生说完就挂机了。
48小时之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了一个包裹。它是通过国际航空快运邮寄来的。
包裹里有一个真空小瓶，瓶的四周是干冰。那个盒里放一张未签名的便条，冰里放
了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并给第二书记图尔金留了个口信：“不
要忘记我们今晚6 点钟的啤酒约会。”有人将该口信向库利耶夫上校作了汇报。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
“他是一名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对外政策不满。我正在发展他
作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郑重地点点头：“这是件好事，可以向上汇报。”
在荆棘树咖啡厅，蒙克将包裹交给图尔金。图尔金看起来很担心，因为他害怕
俄方有人监视他们。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它也许不会见效，但它没什么坏作用。我们一共就这些。”
俄国人表情严肃起来，眼神冷冰冰的。
“你想要什么作为回报……礼品？”很显然，必须要有回报。
“你是真为孩子着想还是在表演？”
“不是表演。这次不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总是在表演。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过奈洛比总医院了，温斯顿·莫伊医生确认了基本事实。他
想虽然很严酷，这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他起身准备离开餐桌。按规定他应该
说服这个俄国人透露些消息，有时是秘密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小孩的事情不能作为
一种条件，至少这次不行。假如他真那么做的话，他就与布朗克斯街道上的清扫夫
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它能起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离门口一段距离时听到后面有人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懂一点。”
“我猜对了。那么您将理解我的意思。”
两点钟刚过，她就走出了玫瑰酒店，来到她的轿车的司机座位旁边。越野车有
中心锁定系统。当她打开司机座位的门时，乘客座位的门也开了。她戴上座位保险
带，发动了车、正准备离开时，乘客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他站到那里，
在敞开着的后车门旁弯着腰。他穿着破旧的旧军服，四颗脏纪念章别在翻领上，短
而粗的下巴。张嘴说话时，口里露出三颗大钢牙。他将一份文件仍到她的膝盖上。
她很容易就听懂了他说的“俄语”。
“请转给大使先生。为了那瓶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惊呆了。他肯定是个疯子，也许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人很危
险。西莉亚·斯通脸色刷白，她急忙开车逃到了街上，后面开着的车门不停地发出
响声，直到车的惯性将它关上了。她将那份荒谬的文件扔到前排乘客的座位下，不
管它是什么东西，开车返回了大使馆。
第三章
就在7 月16日，这一天的中午之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正坐在基赛尔尼大街上
那幢大楼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信对讲机与他的第一私人助理通话。
“昨天我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我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精彩。”阿科波夫回
答。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武装联盟执行
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深信12个月之后，他肯定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先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请现在将那份文件还给我。”
内部通信对讲机关闭后，阿科波夫起身去他的壁式保险柜取文件。他已将保险
柜的暗码牢记在脑子里，他将中心刻度盘旋转了六次，保险柜门终于打开了。他急
忙在里面寻找那一份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是找不到。
他感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件件、一本
本地过目，全部搜寻了一遍。他的内心慢慢地开始发冷，部分恐惧，部分怀疑。他
镇静了一下，鼓了鼓劲，又重新开始再一遍的搜索。他坐在地毯上，将所有文件认
真分类，一件件地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那份黑色封皮的文件。他额头开始冒汗了。
那天，他安心地呆在办公室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他十分肯定在头一天晚上离开之
前，已经把所有的保密文件锁到了保险柜里。他总是这样做，已经养成了习惯。
翻过保险柜后，他又将他的书桌的抽屉翻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他又在书桌下
面的地面上寻找，然后翻遍每一个柜橱……在下午1 点之前，他敲开了伊戈尔·科
马罗夫的门，进去后坦白了文件丢失的情况。
总统候选人两眼盯住他足有好几秒钟。
这位世界大多数人都认为将成为下一届俄罗斯总统的科马罗夫个性非常复杂，
在非公共场合，他喜欢将自己处于极其隐秘的环境中。这与他的前任日里诺夫斯基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他公开将那个已下台的前任总统看成小丑。
科马罗夫中等个头，灰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脸面刮得很干净。他最明显的
两个特点是喜欢整洁而讨厌身体接触。大多数俄罗斯政治家，善于搂肩拍背般的密
切接触和酒场交际。与他们不同，科马罗夫坚持贯彻衣着整齐、言行文明的做法。
他很少穿黑色卫兵服，通常总是打领带，穿双排钮扣的灰色西装。
在他这么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很少有人敢声称与他有过个人的密切接触，没有
人敢冒充是他的熟人。尼基塔·伊万诺维奇·阿科波夫担任他的秘密私人秘书已有
12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种主人与忠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
叶利钦常常放下架子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朋友，他经常与他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喝
酒并打网球。但科马罗夫却不同，至今为止，他只允许一个人，即他的安全部长阿
纳托利·格里申上校直呼他的名。
然而，像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科马罗夫必要时也扮演变色龙的角色。面对
大众媒体，偶尔需要自己屈尊去接见他们的时候，他以一名严肃的、政治家的面孔
出现。而在他自己的听众面前，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阿科波夫对这种多变的工作
方式赞叹不已。演讲台上的这位雄辩的政治家代表了所有人民的利益，他非常理解
人民的愿望。恐惧、欲望、愤怒和偏激等心理状态。他要对这些人表现得特别亲切，
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