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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 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 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 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 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 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 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 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 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 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 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 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 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 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 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 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 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 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 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 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 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 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 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 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 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 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 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 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 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 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 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 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 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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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 让我惊奇的，它有着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 建四氯化碳的厂房，面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 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 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卷曲着身腰，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 庄的成员，留下了一个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 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 活元忧，与我们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那样的情分，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 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陈兴发的福 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时，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 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 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到这儿来的“二 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 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实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 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 地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 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脚。 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 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干晋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车时 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样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 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机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 在高高低档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明，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 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 着，身上仅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在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 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鸣 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样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 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12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 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 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可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 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烤箱，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 烧窑的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烬。因 而在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一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 轮窑的烧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 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200块砖，出窑 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 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 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 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 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 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 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 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 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 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 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 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 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 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 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 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 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 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 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 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 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 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 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 的X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 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 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 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 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 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