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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 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 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 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 《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 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 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 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 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 “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 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 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 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 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 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 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 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 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 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 “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 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 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 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 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 仍敢于当面直言— 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 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 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 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 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 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 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 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 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 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 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 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 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 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 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 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 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 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上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 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 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 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 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尽出 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的活儿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 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惟一区别 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 点儿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纪长几岁的“同类”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气 喘吁吁他说：“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儿精神上的疲惫。”他在解放前的一家报纸当 过文字记者，解放后他在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时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 新账老账一块算，他被送进了劳改队，“我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 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我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他说。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 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源君说：“你别较真儿，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 事儿，不是可以忘记这土车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源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相识。更为 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 雕塑，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 睛却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 风吹来，他的眼睛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 天气，也因车速而生风，因而他的那只眼睛，总在垂泪。所以，建源君拉土车时的这一浪漫 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 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惟建源君的反差最 为鲜明。因而，在拉坯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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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祸起萧墙与“豆”“箕”相煎
不久，一场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降临到了建源君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 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 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 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积习，山西窑洞历史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 “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 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 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源君就从事修筑这样监号的劳动。他瓦工活儿极好，担任 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源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 裳，洗出了一场灾难：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长的“内矛”符××，当天和建源君在自 来水管旁闲聊。建源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惟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 生活常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的演绎公式如下：领 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源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 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 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的推理演绎荒 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源君 “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 “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源君的身上。建源君那只本来见风才落 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 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遇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比建源君更为严酷 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源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之后不久，始于1970年早春的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军绿棉 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 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们之间展开揭 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 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 的瞬间，有人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 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五七年的反 右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民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 时偷偷看小说”，以及模仿陶知行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 “大老官坐小汽车／小老官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