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 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 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 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 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 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 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 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 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 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 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 《母亲》，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 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 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 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 收。
我的更多的同类，分在了三中队。因而我为了寻找知音，一有空闲时间，除了翻看高尔 基的《母亲》之外，便离开我所在的四队到三队去找同类聊天。那儿有戴煌、阮祖铨（来自 商业部）、李建源（来自新华社）、裴连振（原机电部工程师）等十多个老右。大家悄声谈 论最多的话题，不外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们到“582”两个多月的时 候，同类阮祖铨与李建源之间，因开玩笑，引发了一场祸事：当时全国正流行着戴伟大领袖 的像章，阮祖铨的家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他寄来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着正常的邮 政规定，信中夹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邮到了农场。
拿信来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块，不知里边是什么东西，顺口 对阮祖铨说了一句：“喂！你的信里有鬼！拆开让我们看看！”
阮祖铨接过信来捏了捏，里面硬梆梆的，也觉得有点奇怪，便应和着说：“是他妈的有 鬼，是什么东西呢？”
信撕开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劳改队是不许戴伟大领袖的像章的，那意味着 对领袖的亵读——因而阮祖铨，赶紧把像章收好，怕有罪于伟大领袖。但是他万万想不到， 他的弥天大罪已然犯下了：两个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为鬼，他俩说者无心，旁边的人听 者有意——而把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类中的一个。此人把事件的性质，向中队长作了分 析，这在那个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据说，中队指导员姓白，还是个知道爱护知识分子的人；但队里不止一个队长，别的队 长认为这是恶毒攻击伟大统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对一场由好奇说出的笑话，无限上纲的大 批判开始了。
“低头——”
“老实交代——”
“你俩胆大包天，竟敢把伟大领袖比成鬼，真是反动至极——”
“你们背后的主子是谁？”
……
风风火火的斗争大会，着实进行了好几天，到后来还是那位白指导员，没有让事态继续 扩大，把事情缓缓地压了下来，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个疯狂的历史暗夜，一 个执行专政的干部，倒比那个无事生非的同类显得清醒，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那个自食同 类的丑类，何尝不知道阮、李二人并无亵读毛泽东之意！他所以要这样做，不过是要讨个积 极罢了——而在那个年代，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之囚，他所讨的所谓积极，究竟还有什 么价值？鬼才知道！在这一点上，这个同类中的丑角，还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传 着两句顺口溜，倒是极富哲理。他们说：任你千变万变，不如政策一变；任你千好万好，不 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你一个老右就是表现得再积极，也不 过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国人历来有窝里斗的传统陋习，知识分子是这块历史积淀物上的一个细胞，当然概莫 能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在三畲庄的“打鬼会”，充当打手的并非红卫兵，而是知识分子自身 ——远溯到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及我在本书第一部中写到的那位“头人”，都是知识分子自 噬的例证（80年代末期，姜文因《走向混沌》第一部来访，他认为该书除了历史的真实之 外，使他动了真情的是，笔锋也直接触及了文化人自身灵魂的霉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头 人”。他想有机会时将其搬上银幕）。当然，相对而言，读书人明达事理，知晓礼义；以坑 害同类以自拔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仅以三中队的老电机工程师裴连振为例，就代表了另一 类知识分子的刚直不阿。裴在同类中，算是年纪最大的老右了，我们还是满头黑发，他头上 已然出现了缕缕银丝。他对我说：“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要好好记住这一段历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动笔的时候，要 不掺假地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中国的明天。”
当时，我的文学梦早已被时代风暴撕为碎片，因而不以为然。他举出司马迁著《史记》 的古事，来唤醒我麻木的神经，但是没能奏效。我说我只要求我自己尽可能不随波逐流，仅 此而已。但就是这位电机工程师，到了1979年中央为老右落实政策时，也演出了令同类们 叹为观止的一幕：当初陷他于囹圄的人事干部，来劳改驿站对他表示友好时，向他伸出了一 只手，他却扬起了他的一只脚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脚代手，意在表明当初诬陷他的那个人 的手，比自己的脚还脏。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劳改队的生活处境，可以说是最困难中的一 个。这位来自苏北新四军的老记者，被送进劳改队后，妻子小潘是个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没 有钱给他买“进口货”送来，他以十分坚毅的态度对待饥饿的煎熬。他当时有一句同类们无 人不晓的口头禅：宁可暴尸荒地，也不吃救济粮。救济粮的含义，不是指政府而言，因为每 人每月就那么多粮食定量；它的含义是指同类们的相助。他身体高大，身体需要的热量，本 来就比别人要多；加上劳动中从不惜力，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据李建源告诉我，同类们 如果都有这种精神，知识分子的形象会更加凛然——这可以视为与那个泯灭良知、陷害同类 于水火之中的丑类，遥相对立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品格吧？！
亦凡书库 扫校
第3节 “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因为我在的中队，同类不多；虽然也有三两个老右，因为没有三畲庄的相聚有缘分，因 而往来不多。组里的几个成员，除了那个法国传教士以外，更难找到一个知音了。
这并非是我有多么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灵肉中消亡。时间像个磨盘，磨 碎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连同知识欲求也一块儿被磨得粉碎。这儿离北京较远，在茶淀小站登 上火车，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时间；并且农场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须请假，所以等于取消 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无奈之际，只好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荫。历经近十年的劳改，我的手掌已粗得 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动书页时，都发出哗哗的声响。大概是快到1968年国庆节了，有一 天公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驼背的翟队长，走了进来。
“你在看什么书？”他突然问道。
他进来时我面朝墙，因而没有看见，听见他的声音，我忙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在看高 尔基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表示我没看什么不好的书。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 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母亲》，是革命书籍。”
“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 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 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 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 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 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 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 ——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 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 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 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 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 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 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 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 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 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 型）。
亦凡书库 扫校
第4节 夜宿“北砖窑”的停尸房
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公休，我请假去看我的妻子张沪。在我离开茶淀这几年中，张沪曾获 准过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也曾顺便到团河去看过我们的劳改环境。她看了以后，曾愤愤 不平地对我说：“为什么单把我们女右派，扔在那块地方？”言外之意，她觉得我们的所在 地，比她们的生活条件强多了。她请假回家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夜，忽然有一天，派出 所民警把她找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找到派出所去询问，才知道是场里找她回去，理由不 详。
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 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 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 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 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 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 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 会手软的。”
我刚刚要走，他忽然对我说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简直无以对答，因为学“语录”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让我去看望她，已经是他的 恩典了。我怕万一说多了，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只好听命。
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在失意中生活惯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 愁”，否则我该怎么办呢？跟“罗锅”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