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 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 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那么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 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 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咒了。小众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喝，让走就走，上哪 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 崽子’… ”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 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恶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 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 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 的儿歌：
狼来了虎来了马猴背着鼓来了狼抱柴虎烧火马猴锅里煮饽饽
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 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 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 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 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 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 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 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 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 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 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 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 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 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 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 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 木三分。昔日，我读过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似从其中找到了潜 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 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 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一百多口人集 体死亡……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 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 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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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
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 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 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 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 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 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 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 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 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 “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 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 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 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 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 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东去的火车上，我知道了这位长者的不幸：“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与我一 样，也十分关心老母亲的安危（他一岁多丧父，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子相依为命）。但是 当时农场已开始限制家在市内的老右进城，当时正好有一位同类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学 生），因牙疼病进城到公安医院看病，韩便托这位同类借进城的机会，顺便去看一下他的母 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 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 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 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 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 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 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 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 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 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 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 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 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 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 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 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 代，他硬要讲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 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 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
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 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 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 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 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
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呼喊着：“妈妈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
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 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 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 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 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 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 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 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 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 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 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 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 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 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 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 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 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 ——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 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 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 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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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在西荒地“五八二”
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 “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 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 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 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