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冬夜，每到 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 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 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 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 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 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 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 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 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 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 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 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 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 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 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 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 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 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 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 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 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 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 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 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 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 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 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 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 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 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 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 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 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 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 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 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 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 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 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 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 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 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 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 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 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 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 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 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 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 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 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 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 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 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 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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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 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 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 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 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 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 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 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 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 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 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 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 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 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 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 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 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 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 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 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 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 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 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 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 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 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 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 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 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 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 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 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了为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的同类要提前 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董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 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 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 析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