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 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 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 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 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 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 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 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 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 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 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 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 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 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 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 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 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 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 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 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 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 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 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 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 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 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 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 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 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 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 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 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 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 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 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 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 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 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 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 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 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严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 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 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 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 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 一吧？！
亦凡书库 扫校
第2节 从“土城”押往茶淀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 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 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 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 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 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 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 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 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 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 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 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 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 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 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 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 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 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 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 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 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 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 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 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 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 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 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 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 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 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 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 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 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 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 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 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 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 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 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 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 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 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 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 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