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
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
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
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
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
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纪跃想把那本
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作。他关上了抽屉，灿烂
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
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
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
一张罩著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
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
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
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
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
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著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
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 「文化大革命」，在小学
里混到七○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
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
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象一整天似的——漫长而
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
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
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
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 《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
诉著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
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
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地把户
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
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
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
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
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有党内的知识份子（还担任
著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份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
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著薛师傅、薛大
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
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
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
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
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著一种
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
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
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
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
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
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
象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
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
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
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
里，寄生著一种白乎乎的条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
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著那
样的条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
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
免立即联想到那些条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条虫吓得叫
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
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
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
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楞住，随后便忍不住仰
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著大夥哄笑
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
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著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
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
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
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
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 「耍
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
们只好靠著本能、靠著揣测、靠著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
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
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
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
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
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
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
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
也抱著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
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
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
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
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
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
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谘询方式
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著
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著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十六寸著色结婚照，那是在潘
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
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著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著真正
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
自足的劲头却透著虚伪……
其实他才二十五岁，何必那么著急？潘秀娅也二十五岁，她那个
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著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
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
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
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１２．一位农村姑娘带著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
都拿著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著：几点啦？她望
著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著：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
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著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著瓷砖的
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
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
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 「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
花钱而作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
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
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
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著一种她以前未曾
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
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
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
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
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一九
六○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
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
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
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
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
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
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
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
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
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
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
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
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
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 「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
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
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
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
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
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
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
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
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