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纯粹与寂寞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我看没有。马尔克斯很热闹，同时也很纯粹。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生前寂寞与身后惠泽后人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我看也没有。托尔斯泰生前就拥有广泛的读者，身后依然有众多读者经久不衰地领受他的恩惠。此类例子，也不胜枚举。乔依斯写《尤利西斯》的主观意图就是为了要一份无人理睬的寂寞吗？自然也不是。写作本身就含有表达欲，写作活动充满着发表的下意识。假如不发表，就没有必要写出来，存放在心里就够了。哪怕是林妹妹香闺里的诗，也是要发表给宝哥哥看的。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当初还是有读者的，只不过其数量与作家身后的读者数量相比，没有那么多而已。其实乔依斯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拥有了多少读者，他无法感叹自己生前的寂寞。如果乔依斯生前感到寂寞，任何客观原因也许都可以算一个条件，唯独他生前死后的读者数量变化这个条件，对于他，绝对无法成立。
多说一句吧，当一个过于漫长的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遭遇转型的变革时期，由于新型的商业管制方式的冲击，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人文因素势必发生剧烈的变化，观念与逻辑上的混乱自然也是空前壮观，你提出的这样几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文学界正混乱着的问题，大学校园，纸版媒体和电子网络到处都在热说。社会舆论热闹是一回事情，作家自己明白不明白又是一回事情。说到这里，我便可以回答你最后一个提问了：鉴于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辨，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我，我愿意成为我自己这样的作家，我没有类别。
程永新：你认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在哪里？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是否存在流行和严肃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你是否认为读者的多寡也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一种标准？如果是的话，它的含义是什么？
池莉：首先，我不赞成严肃文学这个提法。因为我不明白严肃文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严肃”是指作家的写作态度？还是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假如文学一定要用概念来进行类别的划分，我以为使用通俗文学和纯粹文学的概念比较合理。但是这两个概念却不适合在中国使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适合。只有在文化方面经过了文艺复兴阶段，在物质方面经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文学，适合以上概念。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话题，牵涉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形态以及宗教意识对于文学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这种对话方式容纳不了那么浩繁的分析。简单地说吧，在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通俗文学为阅读者提供一种故意的虚构，使读者享受娱乐，游戏，悬念，刺激以及所有直接的简单的表浅的感官感觉，它们摒弃真实生活的常态，使用超密集的情节和悬念，鲜血、死亡、意外、暴力和性是它们永恒的主题，它们最注重的就是紧紧抓住阅读者的生理反应。我有几个从事文学研究的法国朋友和德国朋友曾经聊过，说：“高级的通俗小说有本事让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或者勃起。”而纯粹的文学则是文字的艺术，提供故意的真实，无论它用文字精心构造成什么艺术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力图唤起被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使阅读者的心灵深处产生最隐秘的共鸣和震颤，从而使作品获得超文本的审美价值。从这种清晰的带有学术性质的分类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暂时还无法分类。我们还没有形成可以当作流派存在的通俗文学，没有知名的通俗文学专业写手，更没有产生成熟的通俗小说作家；只有一些通俗读物而已，流行读物则更时尚化更脂粉气更饮食男女，文学的含量极少，算不得文学。而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在我看来，大家都很严肃。以前似乎只有王朔不太严肃，现在也很严肃了。年轻人表面有一点嬉皮，但由于缺乏嬉皮的摇篮，孩子的本质还是严肃的。问题是，绷着脸的严肃对于中国文学有多大意义？绷着脸批评他人的俗以表达自己的雅，对于中国文学又有多大意义？是否我们一严肃，文学流派就会清晰地雅俗分野？是否作家一严肃，现实生活就会贵族和精致起来？要知道这是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早熟的政治专制体制，文士阶层虽然不乏有人位极人臣，但是在那虚火旺盛的庙堂之上，除了歌功颂德，哪里容得更广阔更自由更真实更人性的文学？因此，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其勃勃的生命力一直表现在庙堂之下，民众之中，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与发展史。流传至今，拥有无数读者的一批古典小说都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什么？大家庭衰败的世俗生活；《水浒》写的什么？俗世的农民造反；《西游记》写的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毛猴子；《三国演义》写什么？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金瓶梅》写的什么？《拍案惊奇》写什么？《儒林外史》写什么？《聊斋志异》写什么？就不用多说了。为什么它们成为了名著，拥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在中国这种农业社会里，中国的小说只能在俗世获得生命力，获得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自由。我们的小说由祖宗到现在，从来都是一种通晓世俗蔑视庙堂的艺术，我们历代的优秀作家，无论是他们的艺术直觉还是理性思想都是在热情地肯定世俗生活借以求索和攀援资本主义的现代精神，所以我们说大俗即是大雅。在这种含义之上，我当然同意读者的多寡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所谓名著，当然是要有名气；所谓名气，当然是要众多读者的认可。
程永新：翻阅你的作品，总能闻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气息，你小说中所描述的人物生活中随处可见，你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而且你始终将故事写得很好看。现在有些作家（有些甚至是徒有虚名）洋洋洒洒写巨著，结果很难看，无论从哪一页开始阅读都很难看，相反，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无论从哪一页翻开都很好看，都会带给你淡淡的通向永恒的愁绪。我们还有些年轻的作家，常常口出狂言，可就是连一个流畅的故事都写不出来。你是否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小说的好看与否已经日益变得重要了？
池莉：小说的好看从古到今都很重要。一个艺术品，不好看算什么？当然，好看不是简单地等于有故事。人间故事俯拾即是，哪里没有？《红楼梦》有故事，《追忆似水年华》也有故事。其实不在于你有一个什么故事，而在于你怎么写那些故事，在于你给那些故事灌注了什么样的艺术感觉和时代精神。读者喜欢某部小说，说它好看，其实是他的艺术直觉在说话。尤其是现在，读者基本都是文化人，都是有知识的分子，他们的艺术直觉非常敏锐和微妙，对于小说的语言、文本的结构和小说的内容包括小说散发的气息，都有要求，口感不对，他会中止阅读，说不好看。我赞成你的说法，文字的流畅是小说的基本功。而文字内在节奏的流畅就更重要了，我以为这是小说最重要的技巧之一。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论写什么，他的文字就能够抓住你，因为他的文字的内在节奏形成了一条缓缓的河流，你一旦开始阅读，就会不由自主地顺水漂流，这就是好看的直感来源之一。
程永新：八十年代后期，我编发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刊物出来不久，马原就对我说，苏童的这篇小说了不起，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扎实的写实功力。当时我心里暗忖：不会吧，这句话出自他人之口尚情有可原，你马原也这么说是不是有些矫情？事过境迁，于今想来，马原说这话是认真的。在你的作品里密集地贯穿了那些扎扎实实的细节。比如《来来往往》中段莉娜对康伟业逼婚的那个细节真是绝了，作为康伟业的“罪证”，段莉娜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条血迹斑斑的内裤，段莉娜威胁康伟业，如果他拒绝跟她继续交往下去，她就把“罪证”交到康伟业的领导那里去。读到这里，真是让人感到哭笑不得。但就是这个细节，把一个活生生、通体透明的段莉娜托浮在我们面前。再比如《生活秀》中来双扬把装有毒品的吸管扎进香蕉里送给戒毒所弟弟的那个场面也让人触目惊心。我读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有些震惊。我亲眼见过类似的场面。你描写的这个细节是听说的吗？还有《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在夜总会里的感受全是你虚构出来的吗？
池莉：我偏爱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大的故事怎么也逃不脱兴衰存亡，生老病死；只有细节是崭新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拥有绝对不同的细节。《生活秀》里面，来双扬用吸管和香蕉藏白粉的做法，是我去戒毒所玩的时候听说的，我还与那个平日最讨厌吃香蕉、进了戒毒所就渴望香蕉的小伙子聊了半天。《来来往往》中的段丽娜，用内裤作武器，这是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亲眼所见的。一位未婚的女政工干部就是这么整她的男朋友的，并且还把这个方法作为尖端的秘密武器传授给我们宿舍的女孩子们。《小姐你早》中的夜总会，就是我的亲历了，近几年，我好多次陪不再年轻的女朋友去坐坐，其中自然有跟踪丈夫的。这些长年埋头在陈旧院所里的女科研工作者，清贫又清高，传统又保守，单纯又固执，她们对夜总会的感觉真是令我不胜感慨。我对生活细节非常敏感。我喜欢用密集的细节构成小说，我不想自己在小说里面一唱三叹说废话，因为我觉得自己远没有生活本身高明。我不想教导他人，我怕自己好为人师，也很怕累。
程永新：有人评论说你常常把人物写到骨头缝里，以我的阅读经验，也确实觉得你常常对笔下的人物下手挺“狠”，那种理性的、残酷的解剖似乎要把人物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读完后又觉得很过瘾，这是否与你的学医经历有关？你认为你这种把人物淋漓地撕下来给读者看的写法是否正是你作品的价值所在？
池莉：我的写作与学医经历的确密切相关。学医的时候，解剖课考试，一个人面对一具尸体，我经常会出现脑子一片空白的瞬间。那种瞬间的失语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提醒我看人或者写人都要往骨子里头去，那里和外表是不一样的。我痛切地感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和被集权政治所掌握的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最大戕害就是虚伪。说句不怕社会科学家们嘲笑的话吧：我觉得，中国生产力进步缓慢的最大阻碍就是人性的虚伪！所以，我一旦提笔写人，就有强烈的撕开愿望，其中包括对我自己。我认为只有撕开了、只有揭示了本质，才是抚慰的前提，正如伤口首先要进行清理一样；要想创伤愈合，首先必须进行扩创和清创。在虚假的语境里进行的虚假关怀与抚慰，对真实的生命和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
程永新：常常与一些对你的作品较为赞赏的朋友交谈，“好看”已经成为了共识，但也有人毫不讳言地谈及倘若你的作品能够获得一种提升的话，那将更具价值，你认为这种看法中肯吗？在《生活秀》的结尾部分，来双扬（这个人物总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卓雄洲在度假村有过一次约会，之后，生活归于原先的轨迹。你是否觉得，这场约会的设计就是对通篇小说的提升？
池莉：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高估小说的作用。我更不会在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从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在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我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并且，这么些年来，在文人圈内喋喋不休讨论的“提升”呀，“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