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最终修订版(完本)- 第856部分

　　蒙恬一阵大笑，戟指高声道：“特使大人，老夫之功，至少抵得三五回死罪，请见陛下岂容你来阻挡？来人！扶监军皇长子回归行辕！”司马卫士们一声雷鸣般吼喝，立即风一般簇拥着扶苏出了驿馆庭院。蒙恬转身冷笑道：“老夫正告特使大人，近日匈奴常有骚扰劫掠之举，特使若派信使出城，被胡人掳去泄我国事机密，休怪老夫军法无情！”一言落点，蒙恬腾腾大步去了。阎乐擦了擦额头冷汗，长吁一声，颓然跌坐在了石阶上。


　　蒙恬扶苏回到幕府，扶苏只一味地木然流泪，对蒙恬的任何说辞都不置可否。蒙恬无奈，只有亲自带着司马护卫将扶苏送回了监军行辕。蒙恬做了缜密的安置：在行辕留下了唯一的太医，又对护卫司马低声叮嘱了诸多事项，严令长公子身边不能离人，若长公子发生意外，行辕护卫将士一体军法是问。诸般安置完毕，蒙恬才踽踽去了。


　　当夜，蒙恬踟蹰林下，不能成眠。


　　反复思忖，扶苏似乎是很难振作了，要扶苏与他一起南下也似乎是很难付诸实施了。而若扶苏一味悲怆迷乱，蒙恬一人则孤掌难鸣。蒙毅没有只字消息，国中一班甘苦共尝的将军大臣们也没有只字消息，交谊笃厚的丞相李斯也没有只字消息；一国大政，似乎突然将九原重镇屏蔽在坚壁之外，这正常么？绝不正常！如此情势只能说明，咸阳国政确实有变，且不是小变。而变之根基，只在一处，这便是皇帝果真如齐桓公那般陷入了病危困境，已经没有出令能力了，否则，任何人不能如此乖戾地颠倒乾坤。当此情势，蒙恬反复思谋，自己手握重兵，决意不能任这班奸佞乱国乱政。蒙恬将国中大臣们一个一个想去，人人都是奋发热血的功勋元老，没有一个可能乱国；毕竟，乱国者必有所图，这些重臣果然乱国，其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重臣们岂能没有如此思量？尽管，蒙恬一时无法断定谁是目下变局的轴心，然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至少，皇帝陛下在某种势力的某种聒噪之下，一时暴怒失心了。当年的秦王嬴政，不就是因了疲惫过甚烦躁过甚之时，被嬴秦元老们鼓噪得发出了荒诞的逐客令么？因太后事连杀七十余人，以致谏者尸身横满大殿三十六级白玉阶，不也是秦王抑郁过甚暴怒过甚么？再想起当年扑杀太后与嫪毐的两个私生子，攻灭赵国后的邯郸大杀戮，每次都是皇帝在暴怒失常下的失常决断。也就是说，皇帝不可能没有失心之时，虽然极少，然毕竟不是永远不可能。几年来，皇帝暗疾频发，暴怒失常也曾有过几次，包括突然掌掴扶苏那一次；据蒙毅说，尤其在方士逃匿之后，皇帝病况愈加反复无常，时常强忍无名怒火郁闷在心；当此情形之下，皇帝也确实可能一时失心而做出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荒诞决断。是的，此等可能也是必须想到的……


　　“目下情势，以先行复请为急务，后策另行谋划。”


　　终于，蒙恬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了头绪。扶苏业已悲怆迷乱，不能指望他做主心骨了；相反，倒是要立即着手保下扶苏性命；只要扶苏不死，便一定能清醒过来，而只要扶苏清醒，则大局便一定能够扭转过来。对此，蒙恬深信不疑。毕竟，扶苏的品格才具声望，无一不是天赋大秦的雄杰储君。唯其如此，便得立即复请，在复请之中等待转机。复请者，就原本诏书再度上书申辩，以请求另行处置也。复请之可行，在于特使无法陲拦，纵然特使阻拦，蒙恬也可以强行为之；譬如大臣在法场高呼刀下留人，而后立即上委请求重新勘审，而行刑官难以强行杀人一般。如此谋划之要害，在于震慑特使阎乐，使其不能相催于扶苏。而这一点，蒙恬更是放心。不需蒙恬自己出面，只要一个愿意出去，有着拼死护卫统帅传统的老秦热血骑士，是决然不会给阎乐好看的。倒是蒙恬要再三叮嘱这些骑士，不能越矩过分。在复请之间，既可等待扶苏清醒，又可与王离秘密谋划后续重大对策。也就是说，先复请保住扶苏，再谋划后续应对，不失为目下妥善对策。


　　四更时分，蒙恬踏着秋霜落叶回到了书房。


　　提起大笔，思绪翻涌，蒙恬止不住的热泪洒满了羊皮纸——


　　复请诏命书


　　老臣蒙恬启奏陛下：长城合龙大典之日，突逢特使捧诏九原，赐老臣与监军皇长子扶苏以死罪自裁。皇长子悲怆迷乱，老臣莫知所以，故冒死复请：臣自少年追随陛下，三十余年致力国事效命疆场，深蒙陛下知遇之恩，委臣三十万重兵驱除匈奴之患，筑万里长城以安定北边。陛下尝使皇长子少时入军九原，以老臣为督导重任，辄委老臣以身后之事。臣每思之，无时不奋然感怀。何时不数年，皇长子正在奋发锤炼才德俱佳之际，老臣正在整肃边地之时，陛下却责老臣与皇长子无尺寸之功、无匡正之力，赐老臣与皇长子以死哉！老臣死不足惜，皇长子更欲奉诏自裁。然，老臣为大秦新政远图计，强阻皇长子不死，并复请陛下：扶苏皇长子深孚天下人望，正堪国之大统，今卒然赐死，陛下宁不思文明大业之传承乎！宁不思天下边患之泛滥乎！老臣直言，陛下素常明察烛照，然亦有万一暴怒之误，当年逐客令之误陛下宁忘哉？陛下明察：老臣可死，秦之将军若一天星斗；扶苏不可死，秦之后来雄主唯此一人耳！老臣唯恐陛下受奸人惑乱，一时失察而致千古之恨，故强固复请，敢求免扶苏之死，并明立扶苏为太子，以安定大局。陛下果然明察照准，老臣可当即自裁，死而无憾矣！陛下若心存疑虑，愿陛下召老臣咸阳面陈，或复明诏，老臣当坦陈无讳。


　　草原长风送来阵阵鸡鸣时，蒙恬搁下了大笔。


　　原本，蒙恬尚打算给李斯一信，请李斯设法匡正皇帝陛下之误断，然终于没有提笔。在满朝大臣中，蒙恬与王翦、李斯渊源最深。王氏、蒙氏、李氏，既是最早追随秦王的三大栋梁人物，也是帝国时期最为显赫的三大功勋家族。虽说李斯因吕不韦原因多有跌宕，入庙堂用事的时间稍晚，但若以秦王问对为开端，则无疑是秦王早已谋定的庙堂之才。而无论是王翦还是李斯，都是少年蒙恬为少年秦王发掘引荐的。蒙恬的竭诚举才，大大改变了蒙氏家族素不斡旋人事的中立君子之风，使蒙氏家族不期成为秦王新政集团的“制弓鱼胶”。然则，蒙氏声望日隆的同时，也有着常人难以体察的难堪。


　　这种难堪，恰恰来自于李斯方面。


　　在帝国三大功勋家族中，蒙氏兄弟与王氏父子坦诚和谐，其笃厚的交谊与不自觉的默契，几乎是水乳交融的。王翦年长，对君对臣对国事，都有进退斡旋之思虑，故在以年青奋发之士为主的秦国庙堂重臣中，颇显世故之风。然则，蒙恬与王翦交，却始终是心底踏实的。因为，王翦秉性有一种无法改变的根基——对大事绝不让步。也就是说，王翦对非关大局的小事不乏虚与周旋，然对关乎邦国命运的大事，身为大臣的王翦却是最为强硬的。这一点，王贲犹过其父。当年的灭赵灭燕大战，王翦都曾与以秦王为轴心的秦国庙堂决策有过关键问题上的不同决断，每次王翦都坚执不变；灭楚大战更是如此，秦王可以不用老臣，唯用老臣，便得以老臣决事。王翦可以等待，但王翦绝不会退让。这便是蒙恬与王氏父子相交之所以心底踏实的根本原因。蒙恬确信，若王翦王贲父子任何一人在世，甘泉宫之谜都会迅速揭开，甚或根本不会发生。王翦大哥，或许迂回一些，或许平稳一些，但终归不会听任奸佞误国。若是王贲兄弟，则会毫不犹豫地强行进见，谁敢拦挡，王贲的长剑会确定无疑地洞穿他的胸膛。天赋王氏父子于大秦，一大奇观也。灭六国之中，王翦打了所有的大仗长仗，提举国之兵与敌国经年相持，几乎是非王翦莫属。而王贲则打了所有的奇仗硬仗疑难仗，飞骑一旅驰驱万里，数万之众摧枯拉朽，每战皆令人目眩神摇，雷电之战几无一人可与王贲匹敌。战风迥异，政风也迥异。王翦对于国事，可谓大谋善虑，极少关注非关总体之政务。王贲则恰恰相反，从不过问大局，也不谋划大略，只醉心于将一件件交给自己的政事快捷利落地办好。王贲以将军之身而能居三公太尉之职，非独功勋也，亦见才具也。当然，论根基才具甚或功劳，蒙恬做太尉，似比王贲更适合。然则，蒙恬对王贲没有丝毫的嫉妒，反倒是深以此为皇帝用人之明。若为太尉，蒙恬岂有北却匈奴之大业绩哉！……此刻，蒙恬念及王氏父子．心头便是一阵阵悸动，国难在前，无人可与并肩，殊为痛心也！上天早丧王氏父子于大秦，莫非果真意味着天下将有无可挽回之劫难么？


　　蒙恬与李斯的来往，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隐隐隔膜。


　　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的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的。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的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的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的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的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的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的着意回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在这难堪仍在继续的时日，蒙恬从蒙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绪似乎很是沉重。蒙毅揣测，一定是王贲临终时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对李斯的评判，而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