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第十一章 文明雷电 一、欲将何等天下交付后人 我等君臣可功可罪
接到王贲顿弱两方快报，嬴政堪堪浏览一遍，软倒在了案头。
蓦然开眼，春阳洒满榻前，嬴政惊讶坐起咳嗽一声。赵高一股风进来，高兴得嘴角眉梢荡着笑。嬴政睡眼惺忪问：“你小子哧哧笑甚？”赵高眉飞色舞地连连比划着：“啊呀！君上不知，了不得也！咸阳社火都闹翻天了！三日三夜没停鼓点！酒肆家家精光，国人还在嗷嗷叫！醉了醉了，整个咸阳整个秦国都醉了！满城鼓声如雷，君上也睡得呼噜震天！大吉大吉！难得难得！”见素来只做事不说话的赵高竹筒倒豆子脆生生一大篇，嬴政笑了：“你小子是说，我睡了三日三夜？”赵高说：“三日三夜好！三三得九，至高至大，大吉大吉！”嬴政不禁皱眉道：“谁教你这阿谀之辞，睡觉也有个三三得九了？”赵高惶恐笑道：“君上不知，这几日谁见了谁都是满口祥瑞吉辞，小高子说溜嘴了，该打该打。”一边说一边收拾卧榻一边给嬴政着衣，利落得没有耽搁一样，话音落点又立即扶着嬴政走进了寝室旁的浴房。嬴政看着热气蒸腾的水汽，说太热了。赵高笑呵呵道：“君上也，热水好，这是小高子自家动手烧的水，保君上浴后一身大汗身轻如仙。”嬴政一挥手笑道：“小子聒噪！”丢开大袍一步跨入硕大的浴桶，没进了蒸腾弥漫的水雾。
及至嬴政裹着宽大轻软的丝绵大袍出来，赵高已经备好了饭食。
虽然，拭干的身子依旧渗着细密的汗水，嬴政却是红光满面倍感轻松。一见大案上的老三式，嬴政胃口大开，将铜盘中肥嫩的拆骨羊肉塞进已经豁开大口子的白面锅盔，大咬一口，再抓起一把光溜溜的小蒜撂进口中，大吞大咽酣畅无比。片刻之间，三张大锅盔一大盘拆骨肉风卷残云般没了踪影，又打开陶罐呼噜噜喝了一大罐鲜辣香的羊骨汤，嬴政这才大汗淋漓地擦手擦汗，离座起身。旁边的赵高啧啧连声，君上真猛士也！四斤羊肉五斤锅盔一大盆羊骨汤，大约老廉颇也不过如此了。嬴政不禁哈哈大笑：“王贲一顿咥一只烤羊，那才叫猛士也！”蓦然打住，似有回味地指着陶罐道，“方才羊骨汤，如何有淡淡药味？”赵高惶恐道：“禀报君上，是小高子见君上多日乏力，请老太医开了几味强身健体之药，单煎怕君上难喝，搁在了羊骨汤里。”嬴政释然笑道：“也是，六国灭了，得连轴转了，没神气不行！只要真管用，药当饭吃也好。”赵高奋然道：“君上莫担心，小高子再想法子，定要教君上健旺如龙虎，打好天下，治好天下！”嬴政笑得一阵，恍然道：“几日大睡，定然公事如山了，去书房。”赵高道：“丞相廷尉国尉等一班大臣都来过，都是恭贺，没说甚大事。”嬴政猛然板着脸道：“国事你小子少多嘴！立即备车，书房外等候。”赵高再不敢说话，一阵风般去了。
嬴政在书房没留得顿饭时刻，登车直奔廷尉府而来。
李斯入主廷尉府，已经堪堪两年了。
当初秦王任李斯为廷尉，李斯肩头便压上了一座沉甸甸的大山。从走进廷尉府正厅的那一日起，李斯油然生发出一种鲜明的预感：这里，将是自己的人生功业的真正开始。因为，李斯清楚地知道，新的天下需要什么，秦王期冀自己做什么，自己又该当做什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廷尉这一职位是极其显赫的。这不仅仅是说廷尉的职爵班次座居丞相、上将军之下的所有大臣之首。更重要的，廷尉府是秦法的实际运转轴心，是秦法的威权凝聚之所。唯其如此，在朝，在野，乃至在整个天下，廷尉府都是秦国之所以为秦国的标志，犹如战场标有姓氏的统帅大旗。没有秦法，秦国不成其为秦国。没有廷尉府，秦法不成其为秦法。
若将秦国廷尉府的实际职能与延展职能综合起来，至少具有四个基本方面的职能权力：其一，执法行法，也就是具体地执法审案，以及随时推行新的法令；其二，法教，辖三级法官，为朝野臣民宣法，并随时回答种种律法疑难；其三，筹划修法立制，法令需要修订，抑或在扩张的新领土要推行新法，都须得廷尉府事先筹划；其四，领衔执法六署（廷尉府、司寇府、宪盗署、国正监、御史署、刑徒署），会商行法涉法之国策方略。
秦国凡事皆有法式，政事与国计民生之谋划，无不与律法有涉。举凡商市税金、关卡盘查、农田赋税、河渠浇灌、工程徭役、奖惩查处、军功查核等等等等，凡有疑难纠纷不能解者，最高的仲裁便是廷尉府会同六署会商，再报国君决断。事实上，秦国执法事务繁剧，秦王极少能亲自决断涉法事务，除非事涉根本又有争议，其余法事无不由廷尉府主持决断。实际上就是说，在秦国，只要廷尉府不停止运转，任何官署瘫痪都不足以影响邦国政事与庶民生计的常态。如此廷尉府，与山东六国的执法署不可同日而语。李斯纵然是法家名士，不入秦国，也是无法想象的。此前，虽然李斯已经职任长史多年，长期参与了庙堂谋划，被秦国朝野视为“用事”要员；然则，就功业与地位而言，那时的李斯还没有真正步入重臣之列。毕竟，长史虽能与闻中枢机密，然爵位却相对低下，在文官爵次中仅是略高于六百石的中爵。更大的不同是，对于国家大政而言，长史永远都是谋划之功，而不是重臣的治事之功。此间分际，犹如知兵名家入军，做军师还是做大将军，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六国已灭，李斯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泱泱华夏面临的重大抉择。
首先，依秦王嬴政的强毅秉性与超凡胆略，以及万事力求创新的为政之风，绝不会在一统天下之后走老路，满足于做一个诸侯朝贡的周天子。其次，天下潮流与天下民心，也不容中国再复辟三代旧制，再重演周而复始的诸侯分治刀兵四起的“无主”局面。再则，多年来与秦王及一班决事大臣会商大事，涉及未来天下至少有一个共识是明确的：秦国必得结束数百年战乱，还华夏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若得如此，退回老路显然是逆潮流行事，显然是与秦国中枢君臣长期达成的共识相违背的。
既然如此，新路何在？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何在？立即就凸显出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巨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以无与伦比的才具勾勒出华夏新文明的框架，将是无可争议的万世功业，更是修法立制之廷尉府的职能权力所在。当然，这时的廷尉府，也已经不仅仅是战国之秦的廷尉府，而是一统天下的新大秦的廷尉府，是天下立制的轴心所在……每每想到此处，李斯便奋激不能自已。身为法家士子，他比商君幸运，比韩非幸运，更比申不害、慎到等无数法家名士幸运。犹如为将统兵，王翦王贲父子比武安君白起幸运，比司马错幸运，更比蒙骜一班老将幸运。王翦王贲父子力下五国，使天下结束战乱，大秦得治天下。而他李斯，则将创制一套新的华夏文明，如浩浩江河传之不朽。
此等功业，可遇而不可求也，夫复何言！
两年来，李斯近乎疯狂地劳作着，宵衣旰食乃至废寝忘食，全然沉浸在如山一般的卷宗如海一般的事务中。李斯极善统筹，且见事极快，于千头万绪中举纲张目正当其长。一接手廷尉府，李斯立即整肃了原班人马，将廷尉府事务分作两大摊：以廷尉府丞率原班官吏，全力行使日常执法权力；再从已灭五国的旧官吏中遴选出四十余名能事法吏，加上顿弱从齐国斡旋来的六名法吏，编成了一个近五十人的修法署，专门整理六国律法，对比秦法与六国法令之不同，最终得会商提出在天下推行新法之种种补正。
之后，李斯立即脱身廷尉府事务，与丞相府行人署会商，从山东列国开始搜罗游学士子，尤其着意搜求当年齐国稷下学宫流散的诸家博学名士。同时，李斯又与咸阳令会商并报秦王允准，将当年吕不韦建成的文信学宫从商旅手中收回，改建成了一座博士学宫，暂由廷尉府辖制。短短半年之内，山东士子三百余人流入了这座博士学宫。李斯亲自主持，逐一查勘了每人的学问流派，一举设置了七十三名博士，其余皆为学士。每个博士皆以六百石中爵大夫待之，人人一座六进庭院大宅，手笔之大远超当年稷下学宫。开始筹划之时，先到的名士们人人摇头，都说如此气象之学宫根本不可能立于秦国，这个秦王当年驱散了吕不韦文信学宫，他能是大兴文明的君主？至于人人六百石，更是痴人说梦。李斯朗声大笑道：“先生等毕竟不知秦王何许人也！秦王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