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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临阵磨刀
著名的爱国民主诗人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科罗拉多大学两位教授家做客，主人热情地留他吃晚饭。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闻一多连忙解释自己对麻将是“四窍已通其三——一窍不通”，甚为窘迫。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拿来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梁实秋爱作壁上观
梁实秋小时候父母管束很严，只有每年除夕，家中才开赌禁，也只是掷骰子、状元红为限，下注三十几个铜板而已。及到读书，他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一次他斗胆问父亲：“麻将是怎么玩的？”父亲立刻板下面孔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当时北京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吓得他再不敢提此事，心里也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认为麻将与污浊之事有关。
梁实秋第一次见识麻将，是在赴美留学途中，于轮船的娱乐室内，他看见几位同行者做方城戏，觉得这一百三十六张骨牌，端的变化无穷。在美国，他的很多好友像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此中高手，几经熏陶、耳濡目染，他才渐明其理。有几次同行硬拉他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再不上桌。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一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毛泽东“平和”寓深意
1949年，将介石败局已定，但他不甘心，又玩弄“划江而治”的阴谋，派出代表团到北平和谈，谈完了又不愿在协议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当时尚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刘斐、黄绍 等人忐忑不安，去留两难。毛主席得知后接见了他们，问刘斐：“你是湖南人吧？”刘说：“我是醴陵人，醴陵与毛主席家乡是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这一来，代表们的紧张心情去了一半。刘斐因自己是国民党将领，顾虑重重，吃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各人的爱好，刘斐乘机试试毛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主席用湖南话回答：“晓得些，晓得些。”刘斐又有意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主席听了，立刻明白了他提这问题的用意，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毛主席这一寓意情深的回答，使国民党的代表们疑虑顿释，坚定了选择新道路的决心。后来刘斐还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哩。
蒋介石江防赦“将”官
1949年春，长江以北大部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在南岸沿江修筑了纵深数十里的江防工事，但失败的情绪仍在国民党军官阶层中蔓延。一天晚上，蒋介石率几个贴身侍从，突然来到江防某指挥部，发现四个主要的指挥官正围在一起打麻将。蒋强忍怒气，二话没说，把输家换下，他亲自上桌。其余三家只好陪打。但谁也不敢和牌，最后三家归一，钱都进了蒋介石的口袋。他站起来，把这些钱全给了输家，然后对呆若木鸡的几个军官说：“打仗我不行，打牌你们不行，长江防线就拜托诸位了！”这些军官对蒋介石的宽容感激涕零，以后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渡江攻势下，都“杀身成仁”了。
柏杨妙语谈赌徒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对沉湎于赌博的赌徒有过精彩的描述，认为从朋友到牌友再到赌友是一种堕落。他说：“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会现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便是欺之诈之，你投我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则大笔款项来往，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这般这般，再深厚的感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
他还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埋怨对门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他还说：“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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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298
Title ：临终关怀医院里的故事
Author ：蔡平
Issue ： 总第 139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2。10。23
Nation ：
Translator ：
若干年后，当我们如月的面庞因衰老和疾病扭曲变形，当我们青春的肢体枯柴般干瘪、脆弱、失去水分，当我们灵敏的大脑呆滞、迟钝、意识模糊不清，死亡就悄悄向我们走来。我们孤独、惧怕、躲闪、逃避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老了。
但是那个时候，将会有一双温暖的手，过来轻轻抚摩我们，将会有一个亲切的声音，附在耳边，安慰我们，将会有一对闪亮的眸子，母亲般凝视我们，鼓励我们摆脱痛苦，静静地闭上眼睛，毫无遗憾地走进黑暗。这，就是北京松堂医院院长李伟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事业——临终关怀。
1992年4月，北京各大报相继报道：北京成立首家临终关怀病房。一时间，42岁的李伟成了新闻人物。
一位高级工程师来信说，他们是一群老知识分子，我们自愿义务参加松堂医院的临终关怀护理工作，并且不定期地捐钱，将来，我们就把松堂医院作为我们生命的归宿。
某公司一位经理来电称，我们这里有两位百岁五保老人，换了七八个小保姆都护理不好。他们已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现在，你们能否把接力棒接过去，用爱心将他们护理到底。
李伟捧着这许多信，热泪盈眶，因为他没忘记，那个使他第一次萌发初衷的老人。
23年前，19岁的李伟在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在他的病人里，有一位患晚期肝癌的老知识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斗下放到农村教书。这位大学教授每天风里雨里，用他渊博的知识教授着这个村里唯一一个班——同时容纳六个年级的小学生，直到他痛苦地倒在冰凉的炕上。临终前，老人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神志清醒，就紧紧抓住李伟的手，急切地讲述他委屈的一生。一个19岁的青年，还不懂得怎样帮助老人解脱。就这样，李伟眼睁睁看着老人在屈辱和遗憾中死去。
老人的死使李伟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那个时候，李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减轻人们临终前的痛苦。
一
十九世纪末，在英国，一些虔诚的朝圣者，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连饿带病，体力不支，一些人歪歪倒倒，昏死在路旁。那个时候，教会就将人拖进路边的小房子里，准备一些水和食品，并专门有人为这些将死的人超度灵魂。这，就是临终关怀最初的雏形。
1969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提供家庭临终关怀的机构。今日，英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200余家，美国2000余家，而在中国，只有3家。
上海曾经有一位老教师，瘫痪在床两年多，儿子儿媳对她无微不至，侍候左右。但是有一天，老教师突然自杀了。单位的同事和周围邻居大惑不解，以至闹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老教师的一位好友向众人解开了这个谜：老人认为自己大小便失禁，整日让儿媳翻身换衣裤褥单，失去了活着的尊严，她毅然选择了死。
82岁的张瑞吉女士，脑栓塞，也是瘫痪多年，儿女孝顺，长期编排值班表轮流看护，全家上下，弄得筋疲力尽。二女儿曾在中学里教出优秀班，为了侍候老母，改为兼课老师，学生们的成绩因此下降。其他几个儿女都在单位挑大梁，为照顾老母，也纷纷卸去重任。将老人送到临终关怀病房后，他们才恢复原职。当他们的母亲在医院里安详地死去，他们集体来到医院，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老人的二女儿遗憾地说，要是早有这所医院，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有这么大损失。我们爱母亲，母亲死了，我们心里无愧；但是我却对不起我班里的那些孩子。
临终关怀病房里的护理人员，是一些热爱生活、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初到这里，她们都很难适应。
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哭了3天，一天到晚总是没完没了地洗手。而现在，她为可以经常用自己柔软的手，为扩约肌失去功能的老人抠大便了。
在这里，许多老人由于长年卧床不起，长了褥疮，下身不能穿衣服，姑娘们不仅要为老人们擦身、刮胡子，剪发，还要为老人们进行全身按摩，为他们舒筋活血。医院里规定，护理人员要经常附在老人身边和他们聊天，开导他们，用手抚摩他们，还要每天给病人床头换花或者绿树枝，为他们播放音乐，为这些将要告别人世的病人传递生命的信息。
二
在西方，许多大、中、小学都有优死教育。他们认为，人刚一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开始，假使一个人的寿命是70年，就是25500天，如果一个人已到中年，那么他就很容易计算出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这种倒计数方法，使人能够科学地面对人生，珍惜每一天时间，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而在中国，据天津医学院去年在南开等一些大学中统计，对死亡有正确科学认识的仅占22％，更多的人对死亡的认识还很原始，只停留在恐惧和孤独痛苦的层次上。
曾经有一个单位组织部的干部，非常怕死，来到临终关怀病房后，总是问医护人员，我还能活多久？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李伟问他，你想活多久？他说，我想活一千岁。李伟问，当初你参加革命，提着脑袋上前线时，你想没想过，你还能活到83岁？老人摇头。他伟告诉他，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是不容易的，而你现在病成这样，你冷静地想想，你能活多久。
李伟说，对于一些格外怕死的人，有时，就要不忌讳谈死，让他们明确知道死的可能，免得他们怀抱恐惧，孤独地向死亡旋涡滑去。
在西方，大多数人认为死后灵魂能上天堂，因此精神上有寄托。美国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临死前的痛苦是分离的痛苦，是灵魂出窍离开肉体时的痛苦，因此在死前诱导病人步入天堂比打杜冷丁管用。但是在中国，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寥寥无几。怎样才能帮助人们从死亡的恐惧中、从异常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此，李伟和他的同事们做过多种尝试。
有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患脑软化后遗症，妻子6年前死去，可他总认为妻子是去买菜，整日焦躁不安，不断去找，在家里时就曾多次走失。来院后，为了使他安宁，医护人员暗示他，妻子会来看他的，让他安心等待，不要出门，并给他一包烟，告诉他是妻子送的。老人终于精神稳定了，直到现在，还安然地呆在医院里，静静地等待着妻子。
松堂医院的白天宁静、祥和，而夜里却颇为热闹，一些老人习惯于白天睡，夜里醒。有位老人白天哼哼呀呀躺在床上，夜里却经常突然间满楼疯跑起来，时不时藏在角落里，用手比划着对人叭叭地“开枪”。每到这时，李伟也悄悄藏在角落里，随着老人比划着叭叭地开几枪，然后告诉老人，坏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了，你可回去睡了。
有位老人退休那年没调上级，嘴里老不住念叨，那时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