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五是黄道吉日。”张永赶紧将日子说定，“这天启驾，到京正赶上灯节。”
“可以！就是年初五班师。”皇帝问朱宁说，“来年之春，在今年哪内，预备百戏迎春，让大家也好好乐一乐。”
于是从这天开始，皇帝便寄兴趣于迎春的百戏，每天都要垂询准备的进度，而且亲自参预策划，设计了许多新鲜花样。
一天巡幸佛寺，老和尚鲠直，说了许多规谏的话；皇帝心内不快，却不便发作。回到“家里”，越想越恼，起了个跟和尚恶作剧的念头，立即回嗔作喜，兴冲冲地亲自下令部署。
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和尚与妇女，亦须参加迎春；第二道命令是准备五十辆敞篷大车，车顶上悬挂着许多用六片羊皮缝合，内塞枯草的皮球。到了立春那天，下令和尚与妇女杂坐在大车中；有那不愿的，使命军士强制执行。这一下，搞得每一辆车中，皆有纠纷；驾啼燕叱，都骂和尚不规矩，挨挨挤挤，存心不良。
当然，是泼辣妇女方始如此；而有些则只是借此打情骂俏；还有向佛虔诚的，不看僧面看佛面，退缩扶持，口中喃喃宣着佛号，又是一样面目。
在和尚，窘迫的虽多，惊喜的也不少；绮罗丛中，手儿相接，股儿相并，体气微染，口脂微闻，就算它是脂粉地狱，亦心甘情愿地跳了进去。总之，从来没有那么多和尚与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子挤在一起过，所以什么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使得皇帝的好奇心，大为满足，乐不可支。
等到迎春百戏的行列出发，大车在崎岖不平的泥路上，颠颠跳跳地行进，皇帝设想中的情形出现了，皮球飘来荡去，不断地在和尚的光头上碰击，躲得东来西又到；车上的妇女又笑、又喘、又骂，乱成一片；在高台上的皇帝捧腹大笑，似乎从来都没有这样开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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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师回京之前，朱宁先赶回京城部署。最主要的一点是，皇帝千叮万嘱，百官不可照御驾亲征边京的礼节行事；要看作镇国公凯旋，像欢迎英雄那样，有一番格外热烈欢乐的景象。
这些话由马永成传到内阁，已销假的首辅杨廷和，与梁储、蒋冕、毛纪，深怕不照皇帝的话做，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不肯回京，所以满口应承。于是，文武百官，各出心裁，做了许多彩旗，上绣“威镇九边”、“功高百世”等等颂扬武功的辞句。又出动了鼓吹百戏，从德胜门排出十几里地去。不巧的是风雪刚过，道路泥泞；而就是欢迎镇国公凯旋，亦不能不行大礼，所以个个苦不堪言，搞成怨声载道。
等大驾一到，宰相迎入黄幄，先吃恭贺得胜的下马杯，杨延和捧酒，梁储执壶，蒋晃捧下酒的果盒，毛纪无事可做，弄了两朵特大号的金花，当皇帝捧酒在手，帐外大奏“从戎乐”时，为皇帝插戴金花，然后一起磕头称贺。
“杨延和！”皇帝喊。
“臣在。”
“在阳和，我亲自斩首一级，你知道不知道？”
“臣已经听说了，不过— ”
“知道就好！”皇帝抢着打断他的话；因为已猜到要说的，必是以万乘之尊，躬冒矢石，万万不可之类的话。
杨廷和知趣，不再多说，只请皇帝从速向两宫太后去请安。太皇太后卧病在床，不过打个照面，虚应了定省的故事而已；皇太后却是母子情深，问长问短，一直到夜。但是，皇帝还是要回豹房，皇后与妃嫔，羊车望幸，都成妄想了。
过不了几天，皇帝又想“家里”了。因为大同有“晒脚会”，皇帝非去凑个热闹不可。百官交谏，一概不听；好得其时没有警报，宰相决定让他再去玩一趟。到得宣化不久，太皇太后驾崩，这不能不奔，回驾到京，遵礼成服。
四月里，太皇太后梓宫奉安，皇帝以先期祭告诸陵为名，到了昌平的天寿山，匆匆行了礼，立即转往密云去游览。民间一听天字第一号的“花花太岁”到了，平头整脸的女子，逃的逃，躲的躲。有个永平知府叫做毛思义，是个书呆子，下了一道命令，说国有大丧，皇帝怎会出来闲逛？一定是奸诈之徒，假名招摇。百姓各安生业，无须惊惶；非有正式文书通知，“妄称驾至扰民者，一律捕治。”
哪知皇帝真的到了，地方上不理不睬，一闻知府有此命令，皇帝大为震怒。毛思义的永平知府，就此当不成了。
葬罢太皇太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皇帝本想秋凉再出关，哪知流火铄金的六月里，宁夏又传来敌骑犯境的警报。于是又要北征了。
这次是自称“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巡边”，并派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从。吩咐司礼监关照内阁下敕令。
于是四位宰相联名上奏，主要的是提出警告，宁王宸濠可能造反。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宸濠很可以说，既然只有镇国公朱寿，并无皇帝；他为了保全祖宗的天下，自然当仁不让。或者以“朝无正臣，内有奸邪为名”，举兵“清君侧”，请问皇帝左右与朝中大臣又何辞以解？
皇帝当然不听。杨廷和是自己预备好的，不听就消极抵制，称病不上朝。皇帝无奈，只好临御左顺门，召次辅梁储，当面命令书写自己派自己“巡边”的制诰。
“其他可以将顺。”梁储答说：“此制断断乎不敢写。”
皇帝勃然大怒，拔出佩剑，指着梁储的嘴说：“你敢不写，不写我请你吃一剑。”
梁储不屈服，将一顶乌纱帽取下来，放在地上，磕头说道：“臣违命有罪，请陛下赐死！”
皇帝还不至于不通人性到乱砍乱杀的地步，只问：“你为什么不写？”
梁储想了一个驳不倒的理由，说是：“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这意思是说，“威武大将军”也好，“镇国公”也好，都是臣子。明明是皇帝，用臣子的称号，即是贬辱，而诰勍由内阁草拟，便是宰相否定了皇帝。这种无父无君的做法。认真追究，便是大逆不道，罪当族诛。——事实上是很可能认真追究，只不知何年何月？与其到了那时候，悔之莫及，不如此刻拼死力争。
皇帝想了又想，料知梁储决不会遵旨；而抗旨的动机，出于忠君爱国，当然不能治他的罪。这一点好歹之分，皇帝是知道的，只好将剑一丢，负气地说：“你不草制，莫非我就做不成威武大将军？”皇帝要“窃号自娱”，内阁无可奈何。但副将军的名号，必须出于制敕；大将军可以保荐他的副手，却不能任命，所以江彬那个“威武副将军”却是落空了。
过不了几天，皇帝又下一道手谕，命礼部尚书李逊学，召集廷议，商量“建储居守”——从来皇帝亲征或者巡幸，必命太子在京城留守，称为“监国”；如果没有太子或太子太小，无法掌理国事，则派皇弟监国，亦可通融，如英宗当年北征，即派成阝王留守，以后土木之变，成阝王奉懿旨接位为帝，使得也先不能视蒙尘的英宗为可居的奇货。如今皇帝效英宗的故事，便有人以为应照英宗的成例，由储君留居京中监国。
可是储君在哪里？皇帝既无子嗣，亦无同胞兄弟，那就只有先建储，后谈居守。朱宁和江彬为了将来的富贵，都在亲藩中各有属意的人，朱宁是早就受了宁王宸濠的嘱托，在廷议中已安排了人提议，以宁王世子迎入宫中，为储贰之备。
但是梁储根本反对建储，所以不等提出人选，便厉声说道：“皇上春秋鼎盛，此时谈什么建储？”
“是有备无患之意。”司礼监马永成说。
“什么叫有备无患？没有预备还好，有了预备，反有莫大的后患。到了那时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
“老先生，你太过分了！”
“一点都不过分。诸公，请细想，乘舆在外，如果遇警，扈从的人，当然竭力保驾，倘或有了储君，便有人会生私心，欲成拥立之功，便有不测之心。”
这一下，大家都领悟了！
细想一想，其中的道理也很容易明白。如果储位未定，朱宁与江彬等人，在目前当然都效忠皇帝，而且会尽力争宠，希望皇帝会听从自己的建议；倘或乘舆遇险，定必尽力保驾；因为这一下建了大功，皇帝会心感救命之德，而特加思宠，并且这份恩宠，一定历久不衰。
但如储位已定，皇帝便处在一种随时可为他人取而代之的险境之中，这一次北征，倘或有“土木之变”的情况出现，则朱宁或江彬，至少会有一个人袖手旁观，甚至落阱下石；因为皇帝遇险，自己所建议而立的储君，便可即位为帝。
不但如此！为了早成拥立之功，皇帝也许不知在什么时候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被弑。这种情形，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总之有备不一定无患，无备则必有后患、大患。其中微妙的道理，说破了，或提醒了，是没有人不同意的。
“诚然！”兵部尚书王琼首先附议：“以不议建储为宜。”
“我亦云然！”吏部侍郎王鸿儒说得更透彻，“圣性好武，为臣子者唯当力谏。如果储位已建，皇上反无后顾之忧；九边塞外，亲冒锋镐，险不可言。照此说来，议建储便有赞劝乘舆轻出之失。是大不可！”
这一来，连传达圣旨的马永成亦噤若寒蝉了！建储之议，就此打消；朱宁与江彬，无不失望，但亦无可如何。
不过江彬总算还有收获。假冒阳和礼敌之功，得封伯爵，称号叫做“平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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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由平卤伯江彬扈从，皇帝悄悄出了东安门，转道往北，事先毫无任何表示，不过有些消息灵通的官员，还是天不亮就赶到东安门恭送。皇帝拿马鞭亲自点了一下，一共五十二个人，传旨各赐宫女一人。
转马向北，出德胜门，直奔居庸关，这一次皇帝乖觉了，不再在昌平逗留，免得为梁储等人赶来噜嗦；当然，也仍旧要关照谷大用守关，不许放走任何京官。
到了宣化，随即转往大同。大同巡抚名叫胡瓒，谒见皇帝，第一句话便说：“沙漠之地，不可久留。请皇上立刻回驾。”
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语气，向皇帝说过话，所以皇帝反倒笑了，不由得反问一句：“我不回去呢？”
“臣死在陛下面前。”
皇帝大出意外，也有些不信，便即问道：“莫非你身上藏着刀？”
“身挟凶器见驾，法所不许。臣决不敢！”
“那么，你怎么死法呢？”
“古人怀忠力谏，触柱而死。”胡瓒答说：“君子爱君不爱其身，死法多得很。”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纸包，抖开其中的药末便往嘴里吞。
皇帝大惊，急忙下了御座，亲自去夺纸包，药末红色，是有名的剧毒“鹤顶红”，沾在皇帝手上，亦有危险。左右太监便用金盆打了水来，将皇帝的手按在盆中，洗了半天。
朱宁对胡瓒大为不满，“你这位都老爷，怎么搞的？”他沉着脸责备，“皇帝亲自巡边，是为生民社稷，你怎么弄这一套死谏的把戏？好像皇上有什么缺失似的。真是岂有此理！”
“巡边是本兵之事，万乘之尊，岂可轻蹈险地？”
所谓“本兵”是兵部尚书的专称，皇帝就连自称“镇国公巡边”，亦是侵夺了兵部尚书的职权，名不正则言不顺，朱宁有些说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皇帝走来挥挥手向胡瓒说道：“你先下去，我马上有后命。”
“是！”胡瓒答说：“臣心已明，臣志已决。伏愿皇上纳臣愚谏。”说罢，磕头辞出。
“这个人很绝！别惹他了。”皇帝说道：“我想看看山海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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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偏头关渡河到了榆林，皇帝突然有了看章奏的兴致。平日章奏送至“行在”，都由江彬处理，他倒并无谋反之心，无非想固宠弄权，所以那些章奏只是积压着不理，并不像刘瑾那样，借此机会，矫诏自便，密密布置羽翼，因此，皇帝要看章奏，取来就是。
虽说取来就是，但亦经过选择，第一、积压得太久的奏疏，不便拿给皇帝看，第二、大多是江西巡抚孙楼的奏章，而内容却多牵涉到宁王宸濠。这是有算计的，江彬深知朱宁通过教坊司臧贤的关系，与宸濠勾结甚密，特意揭他一揭，也是种打击的手段。
可是，皇帝却并不能了解孙隧的奏疏，意在言外，因为有朱宁替宸濠说好话，掩饰了宸濠的反迹。有一道奏疏说：在鄱阳湖拿获了一个大盗，下在狱中，竟被劫走。事后传闻，大盗匿藏在王府中，不便搜捕追究，唯有自请处分。
这是很明白的一件事，王府仗势匿藏了盗犯，地方官既不能入府搜索，又不便上奏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