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束手无策！
第十一，干部制度。农民是没有权利当干部的，农民是不可以考公务员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现在的基层干部大多是上面提拔的，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得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确定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可能变成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情况下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城上访。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官司往往打得倾家荡产，若没有足够的钱，有理也打不赢。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宣传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来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罪犯、保卫人民的，国家得给钱让他履行职责，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几万元（一般中部乡镇派出所）。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靠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有人说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多数人（特别是农民）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农村急需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会到农村当技术员吗？当然不会！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为什么每年还要大张旗鼓地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为什么把推广农业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和服务农民〃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优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
农民休耕，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强制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满足国人的需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要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所以经常会出现种地亏本的现象。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允许成立商会以及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加难。农民办的合法企业，文件一下来，要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没有人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由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200、500个不等，每个20000、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城市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每年也没少交税费，甚至比市长交得还多，可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北京户口。户籍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差别待遇〃，对多少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歧视，吸走了多少农村人、弱势者的财富！
第十六，招标制度。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据说是与国际接轨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了，是一个歧视很强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甚至阻碍农村发展的制度。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信息是不充分或不对称的，市场主体也发育不充分，市场不能形成充分和平等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资〃本家（哥们儿或亲戚）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分钱〃游戏。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家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却要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没有越来越多，有一个贫困省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
很多人的认识是不经琢磨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几乎没有。有些知青回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主观意愿，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被人看得起，正是因为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把农民与城里人平等看待，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
很多人经常说农民素质低，或习惯称农民为〃刁民〃，或认为农民是〃包袱〃。中国的农民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有非凡的创造力和耐受性；他们弯着背，几乎是伏在地下，用生命纤着这个国家前行。每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都是让农民分担；对他们不公平，甚至听不到他们的一声怨言；他们要求很少，甚至没有要求。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应该珍惜啊！
第二部分 11。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5）
（二）结构与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官员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二元、穷人富人二元、主流边缘二元、中央地方二元、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摄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到15％的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化了。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现在，很多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是稳定既得利益。他们以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和党中央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要打破这种结构很困难，大多需要用破坏性力量打破。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分田单干〃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和平演变〃。
为什么〃家庭承包，分田单干〃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城市的拖拉机、化肥、轻工业品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要下乡，要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体制低成本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和工业化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家庭承包，分田单干〃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这样，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用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来的。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交换，就要消费，就要投资，就要创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瓦解人民公社体制是中国农民获得自主权后创造巨大增量，不断赎买〃自主权〃再创造新增量、再赎买的结果，是〃和平演变〃的范例。
（三）改变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和弱势者阶层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地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也不符合市场的本性，更不符合专制权力的本性；通过暴力破除二元结构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但似乎很难。
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