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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