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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Ｎ．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这个七月是１９１４年７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自从１８９５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１９１４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１９１４年８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２０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从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８年，玛丽训练了１５０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１９１４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１９１８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２０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１９１８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Ｎ．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第八章 晚年的辉煌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１９１９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１９２０年５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