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坚气坏了，跑去把美国经理找来了。吉姆·布朗对我说：“China卞，您能修好吗？您如果也修不好，就不要嘲笑别人！”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真金不怕火练，你把车交给我，我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修好！”
吉姆·布朗经理说：“好，您来修，修不好，我就解雇您。修好了，给您五个加班，并且提拔您当工长！”
我和边永宽、姜桂玉仔细检查了汽车后，发现刹车刹得太死了，这样迫使销孔别住了“销子”。我上车后，前后动了动车身，然后松开手刹车，老边拿起大锤，只“当当”两下，眼看着“销子”往外跑。一百多外国工人都看傻眼了——他们干了一天一夜的活，我们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吉姆·布朗经理那阴沉的脸顿时笑成了开花馒头。他当众宣布：“China有绝招，以后凡是分配阀和牵引等技术强的细活都统统交给China干！”并当众给我们放假休息。
我们跑回营地，乐颠颠地去看“人民晚报”。因为《人民日报》到伊拉克后已经晚十几天了，所以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人民晚报”。在国内我从来都不看报纸，可到国外后，一天不看都憋得难受。我还没看完，老边就跑来说：“小卞，快，快看电视去！打枪到关键时候了！”我们一进宿舍，电视屏幕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正一枪一枪打中靶心。
当电视机里公布了中国运动员许海峰拿走了23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时，我们中国营地炸锅了，人们笑啊哭啊，奔走相告，洗脸盆、饭盒扔得满院都是，连底格里斯河对岸欧洲营地的外国朋友也跑过来向我们祝贺。
《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中国营地的全部劳务工人都庄严地站了起来，看着屏幕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早已过了爱激动的年龄，可看到五星红旗在洛杉矶上空升起来，泪水便流了出来。
晚上，我打开一瓶汾酒，和老边、老姜、小刘喝了个痛快。喝着喝着，我们四个全部大哭起来，边永宽都四十多岁的硬汉子了，二百来斤的大块头竟哭得唏溜唏溜的。他边哭边说：“你看人家许海峰，一枪就把国旗升起来了，咱不能像他那样把国旗升起来，可咱也不能给国旗捎色呀！将来回国，咱得能在老婆孩子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对儿子说：‘你老子没给咱国咱家丢人败兴！’”
许海峰这一枪，燃起了我心中腾腾燃烧的火焰，我当时把酒瓶子一摔：“别哭了！咱们是中国的男了汉，有泪回国跟老婆流去，咱们要抱成一团，争口气！等回国后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拍拍胸膛，大声喊他几句：“China，我没给你丢脸！”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这半年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们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咱们中国人太善良了，总是诚心诚意去和别人讲友谊，结果呢？他们反而认为我们是巴结他们。友谊啊，该咋建立呢？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们正在洗澡，总工长维坚亲自开着轿车来到中国营地找我。这小子一反常态，嬉皮笑脸，点头哈腰，还没说话就拿出皇冠牌香烟扔给我们一人一支。他红着脸，支支吾吾说明了原因。原来他们加班修车，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交车时间快到了，再修不好，美国经理要大发雷霆的。看他那可怜相，我心里好气：维坚，你小子平时那傲慢劲哪去了？老姜在一旁敲边鼓说：“去可以，你得给我们记十个小时的加班。”
维坚想了想，一咬牙：“好吧。”
我们乘车到修配厂，原来他们在修理汽车的液压装置，修完后，汽车的方向盘却怎么也转不动。于是，我和姜桂玉师傅把图纸拿来，一边拆一边检查，最后发现他们换的机油散热器是新的，包装胶纸只撕掉一半，另一半还在孔上贴着，使油的冲击受到了阻塞。我们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拆装完毕。维坚很高兴，他说，我如果有权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加班。吉姆·布朗当场宣布，以后由我们每人带几个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工人干活。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China的威信不断提高，中国工人愈来愈被各国工人了解和尊敬。我们四人都成了车间的小头头，一个人指导十几个外国人工作。我们从来不像外国人那样对待异国人。对他们技术上弄不通的地方，都是耐心指导，或者干脆自己修好，我们用技术，用中国人善良助人的品格对待各国工人。外国工人常常把他们分配的水果集中起来抱来给我们吃。
吉姆·布朗在他回国前，代表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为他管辖的六十三名修理工人中的十一人颁发了尤可力跨国公司工作证书和感谢信。印度四十二人中有六人获得证书，泰国十四人中有一人获得证书，巴基斯坦三人一个证书也没得着，我们中国四个人全部获得了证书。
四
1985年8月，我的合同期满了，新任总经理贝克·米查尔先生一再找中方总代表交涉，要求我留下来，续上合同再干几年。我婉言谢绝了。我主意已定，我想念我的祖国，我们铁三局哈尔滨工程学校实习工厂需要我。
一天晚上，维坚开车来到中国营地，二话不说，把我像绑架似地推上轿车，拉到印度营地。我一下汽车，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工人们把我拥进餐厅。
维坚端起酒杯说：“卞先生，我十分欣赏您的技术和工作态度，过去，是我不好，诚恳地希望您能原谅，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友好地合作下去。”
我说：“谢谢，维坚先生，谢谢您的好意，也谢谢您的盛情，但我要回国了，一定要回去的。”
维坚拉着我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您是不原谅我了？您要走就是不原谅我。”
我也被维坚那诚恳的心情打动了。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心里话。我说：“维坚先生，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您很难理解一个中国工人的心情，我们出国不光是为自己发财，而是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赚取外汇，我们国家还不很富，但我们每一个中国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正因为我的祖国还很穷，才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我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营地的故事：我们一个劳务工人，是个业余国画家，在这里画了许多画，他的中国山水画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卖了很多钱，也结交了许多德国、美国朋友。但很不幸，他得了肝癌。当时，吉摩德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执意让他到德国去治疗，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要死在我的祖国。当飞机载着他飞进中国的蓝天时，他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让护送的医护人员扶起他，他要看长城啊！透过舷窗，看着蜿蜒雄伟的长城，他流着泪水吐出了他最后一句话：“长城……我回来了……”我的故事把在座的外国朋友都讲哭了。
维坚流着眼泪说：“卞先生，您有一个多么好的国家呀，中国人的心灵太美好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写信讲给我的妻子听……我现在才真正理解您，您回您的国家吧，等我休假时，一定要到您那可爱又神秘的国家看一看，看一看长城，看一看您的家乡哈尔滨。我真诚地想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不可思议的China先生们……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和四十多名归国中国工人乘中国民航扑进了祖国的怀抱。
机场大厅外，到处是久别重逢的哭声和笑声，我扒拉开人群，终于找到了从哈尔滨来京接我的妻子，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这回，倒是她不好意思了，只流泪。
一进北京市区，我让出租汽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在我心头蔓延…
����
Number ： 3145
Title ：徐志摩和陆小曼
Author ：刘海粟
Issue ： 总第 79期
Provenance ：文化娱乐
Date ：1986。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我认识陆小曼，是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啊！她就是陆小曼！”我在心里自己回答：“这位女士真配叫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
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伉俪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3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18岁开始，北京社教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无锡人王赓。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任武官。
王赓比小曼年纪大得多，做事干练沉着，但是在家庭生活上，他缺乏吸引力。王赓对小曼是很宠爱的，但是，他像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情不足，小曼对他自然是敬多而爱少。这一对夫妇，实际上有点封建包办，因此，虽新婚不久，但在夫妇的形式下，中间空白不少。后来，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小曼不愿去东北，仍住在娘家，因此感情上更加淡漠了。双方都深知这点，但由于都讲究品德和信守，暂时还是相安无事的。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来到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很纯真。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摩和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交已经公开，但是北京的封建意识还是很浓的。社会上对这两位男女才子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1925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飘泊之感。这时，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了。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
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