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许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称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二 分合大势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但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致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证实了当时还不存在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传说中的夏朝，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至最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不过从商、周二代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夏政权（如果的确存在的话）所能管辖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从万国到七国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商人的活动和商朝的历史基本是可信的。在商人取代夏朝前有过八次迁移，商朝建立以后，都城还是经常迁移；但都不出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范围，而且没有到达这三省的全境。当然它的统治区还可能大些，但不会超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只是到了末年，商朝的势力才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人起源于关中，到公刘氏迁到豳（今陕西橡邑县西）。传至古公亶父（约公元前１２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大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文王（姬昌）建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南沣河以西）为都城，又向东迁移了一次。武王（姬发）建的镐京与丰相距不远。
武王灭商以后和其后的成王时代（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其范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对山东半岛中北部。以后，各个诸侯国分别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其他部族或小国，范围扩大了，西周名义上的统治区也随之有所扩大。
可见，要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更不用说在此以前的夏朝了。
那么能不能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或中原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诸侯林立，还谈不上是统一的国家。即使是由周朝分封的诸侯，它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质，而是“分土而治”的。就拿西周来说，从建国开始，它所控制到的土地就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了，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在各个诸侯国中，情况同样如此，诸侯又把国都以外的土地分组合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和家臣。自上到下的层层“分土而治”的结果，是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的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在商、周的统治区，或者说它们的分封区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部族，有的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有的还处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如商朝时，在四川盆地有蜀和巴，长江中下游有楚、濮、南巢氏、越，淮河流域有淮夷，山东半岛东部有莱夷，湟水流域有羌，陕、甘、川相交地区有氐，北方有鬼方，渭北高原有戎，东北有肃慎等等。西周时，除了江淮、江汉一带属于商、周系的诸侯有较大的扩展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变化不是很大。
总之，在当时并无统一可言。在林立的诸侯国和部族之间，也还不存在较大范围的真正统一的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前７７０－前４７５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开始时就只剩下十多个主要的诸侯国了。除了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国外，还有越、鲁、宋、郑、陈、中山等国。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各国统治区扩大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制度。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与以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的普遍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一个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就这样，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
六国灭，四海一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２３０年），秦将内史腾灭了韩国。十九年，秦将王翦攻入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俘获了赵王迁，赵国亡。赵国的公子嘉逃往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代王。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破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王投降，魏国亡。二十四年，秦将王翦、蒙武攻破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国亡。二十五年，王贲攻占辽东，俘燕王喜，燕国亡。接着又攻下代，俘代王嘉。第二年（前２２１年），王贲自燕南下，攻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齐王建投降。仅仅十年时间，称雄二百多年的六个诸侯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就在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军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秦始皇二十九年（前２１８年）前后，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开始了对南越人的征服。三十二年，秦始皇派史禄开通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
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在河套一带的匈奴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个）。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阴山，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作（今峨边县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毵（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