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得到，原来只是传闻的汉族文明此时就在眼前，季节的迁移逐渐为定居所取代，简陋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比较舒适，不少昔日的平民成了汉人奴隶的主人。物质生活的改变必然导致精神生活的改变，在上层人物和第二、第三代中，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尚武习气逐渐被对儒家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崇尚替代，对牛羊牲畜的重视逐渐被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所替代，对草原的眷恋也已由对平原的依赖所替代了。
其次，害怕政权和旧政权死伤的存在使牧业民族既不能放松军事戒备，又无法退回草原，因为这就会丧失一切战利品，所以牧业民族由临时的、掳掠破坏性的袭击者变为定居的、经营治理型的统治者。出于这样的需要，他们大量任用汉族官吏和士人，采取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政策，变初期的竭泽而渔的毁灭性手段为下沉的赋税徭役制度。汉族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因此他们的反抗态度也随之转变，最终为效忠以至合流所取代。农民也因为封建秩序的重新建立而满足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梦想。
再次，境外的军事政治压力和境内人民的反抗，使新统治者认识到除了军事镇压和种族压迫之外还有更有效的统治方法，那就是接受儒家的天命观，把自己装扮成上天授权的真命天子，把依靠武力入主中原解释为符合天意的正常改朝换代。在这一前提下，可以承认前朝的合法性，承认前朝臣民对他们的抵抗是各为其主的忠诚行为，以换取这些臣民在认清“天命所归”的形势后对新朝的效忠。实际上，这一手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武力的征服，因为这使绝大多数前朝旧臣知识分子获得了接受现实所必须的体面解释和心理平衡。
最后，较长时期的分裂，使牧业民族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不得不互相承认既成事实，建立起比较理性的敌国关系，或者以条约的形式确立实际上的对等地位，因此在多数时间能相安无事，维持边界的安宁和稳定，如南北朝之间、宋辽之间、宋金之间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最后统一时，胜利者对战败国的态度比入侵初期要文明得多。隋灭陈时，除了出于迷信的政治目的而彻底平毁了建康城之外，一般都是和平接管的，与当年匈奴攻入洛阳、长安时已大不相同。元灭南宋时对江南也是基本保全的，同蒙古骑兵杀入燕京、围攻开封和攻克蔡州（金朝最后的据点）时的做法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这种阻遏作用在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局部时期内加剧战争冲突，激化民族矛盾，增加人口和财产的损失。但如果没有这种阻遏，总的损失将更惨重，经济、文化、社会的倒退将更严重。
那么，会不会由于牧业民族迅速推进和彻底的胜利而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例如使中国农业区成为非农业社会，或使中国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以元灭金、南宋为例，当时两国的人口超过一亿，如果把两国旧地都变为牧地，是绝对无法养活这样庞大的人口的，除非毁灭其中的绝大部分。以清灭明为例，清朝在关外的基地内并没有先进的生产方式；相反，当时最有希望、最有条件产生资本主义的是江南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严重破坏只能推迟历史发展的进程。
清朝的推进和统一是三次南下中最快的一次，但却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例外。因为它除了得益于明朝的过于腐败和李自成的错误战略以外，也受到分裂因素的促进。和前两次推进所不同的是，以女真人为主干的满族虽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牧业、渔猎、采集成分，但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和定居人口，所以同汉族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远不如以往两次时大。在第一阶段的二十四年间，又通过招诱和掳掠集中了近百万人口，建立了一个以满、蒙古、汉为主的，拥有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多民族政权。由于这个地区性政权始终受到明朝的巨大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民族之间、产业之间的协调，制定出了对农业民族实行统治的一系列制度，为入主中原作了必要的准备。
尽管如此，军事上出乎意料的顺利还是使它在入关之初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所以一方面宣布取消明朝的一切加派，另一方面却实行野蛮的圈地、投充，强令汉人剃发。由于明朝残余势力、农民军割据的存在和各地的激烈反抗，清廷在顺治四年下令永停投充，永禁圈地，在某些地区还一度暂停剃发。以后，在继续实行军事镇压和思想禁锢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族士人效忠的措施。在三藩之乱尚未平息时，就开博学鸿词科，广征名儒；以后清帝亲自祭明太祖陵，表彰为明朝殉节、抵抗清军的臣民，修《明史》又将明降臣列入《贰臣传》等等，消除敌对势力的割据和卷土重来的威胁，无疑是清廷这样做的主要动因。当清朝的统一最终成为中国的事实时，它已为全国包括汉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它已被当作明朝的合法继承人。降了满族的地位大大提高、满族文化的影响有所扩大之外，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
第四节 乱世岂止出英雄
引言：乱世出英雄，不仅是中国的一句俗话，也是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的。所谓乱世，就是指分裂、分治社会，即统一政权行将解体或尚未建立之时。当然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治世就出不了英雄，而是说出在乱世的英雄比治世多得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很多在乱世能成为英雄的人，在治世却绝对成不了英雄。
所谓英雄，当然应该是各种人才；但人才不等于就是英雄，因为人才只有得到应用的机会并且取得实际成绩方能成为英雄。而应用机会最多、检验实际成绩最公正有效的场合就是乱世。
飞将军抱恨终身
在统一时期，中原王朝只有一个，边疆和地区性的政权数量有限，并且一般处于稳定或收缩状态，所以能够为人才提供的舞台总是有限的。而在分裂时期，几个甚至十几个政权并存，每个政权都需要一套文武人才，舞台大了，机会多了。而且在天下一统时，注重文治，制度因循，真正的人才往往得不到发挥的机会，军事人才更无用武之地。而在分裂条件下，军事人才固然备受重视，行政、外交、生产等方面的人才也同样需要。
在天下太平时，由于最高统治者对人才的需求并不迫切，有本领的人一般很难得到显示和发挥才干的机会。如在门阀制度的控制下，非士族名门出身的人很少能进入统治集团。科举取士注重教条，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不能考上。主管官员忌贤嫉能，故意压抑能人。论资排辈，循例升迁，往往使人到老还无法达到与才能相称的位置。但在分裂状态下，统治者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能不拘一格挑选使用，真正的人才很快就能脱颖而出，进入统治核心。不少君主本人也出身下层，又急于在竞争中取胜，不惜礼贤下士，并能给予信任和容忍，这种君臣关系在大一统或天下无事时是难以想象的。在统一时期政治中心和经济稳定在传统的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交通传播的困难，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很难提高，人才也不易出现。而在分裂时期往往能形成多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基础产生更多的人才，并使他们及时发挥作用。如春秋战国、十六国、五代十国时期在边远地区、原来不发达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都曾涌现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外来移民。
对于知识分子和具有各种才能技艺的人，乱世固然存在着升官发财的可能，但最使他们受到鼓舞的还是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使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尽管乱世中危机四伏，成败未卜，但还有一大批人不愿逃避山林坐观胜负，却主动投靠中意的主子，以便干一番事业。东汉末年何夔逃避了袁术的任用，却接受了曹操的聘任，当了他的幕僚。但曹操对僚属十分严酷，对不满意的人往往当场剥下衣服打板子。何夔不愿受此侮辱，一直随身备有毒药，准备必要时一死了之。何夔明知曹操的严酷，却愿意冒自杀的风险，继续为曹操效劳，显然是着眼于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建功立业，以后果然如愿以偿，身居高位，子孙显贵。但在太平盛世，即使何夔甘愿受同样的侮辱，却无法在朝廷以外选择曹操这样的枭雄，也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才干得到应用。
汉武帝时威震匈奴的“飞将军”李广一辈子都没有被封侯，最后在被“幕府”（军事法庭）传讯前自杀。当他年轻时，他的勇猛就受到汉文帝的赞扬，并说，“可惜你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刘邦）时，封个万户侯又有什么了不起！”李广的遭遇和汉文帝的话，给千百年来无数怀才不遇又没有经历乱世的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与深切的共鸣。
百家争鸣与万马齐喑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本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前一次产生在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的阶段，社会生产水平还很低，人们的科学知识还非常贫乏，还没有外来文化或科学技术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几种主要思想体系几乎都在那期间形成了雏形或具备了基本体系。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尤其令人瞠目，不少精辟深邃的论点即使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失去光彩，很多毫无实证基础的推断竟然与现代科学实验的结果完全符合。后一次发生在帝制取消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共和建立但资本主义因素还相当微弱，世界各种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开始传入但旧文化还根深蒂固的时候，对本世纪的中国带来重大影响的种种思想基本都是在那时形成或开始传播的，对政治、文化和思想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大多也是从那时开始步入历史舞台的。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谁也不能否认，这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无论发生在大陆还是台湾－－都离不开那个时期的影响。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中国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大小政权并存竞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名义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过数省，其余则由各种势力控制或占据，或数省，或一省，甚至一省也不相统属；还有国中之国的列强租界和势力范围。相反，中国历史上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却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更没有产生一批超越时代的巨匠。西汉初期还回照着诸子百家的余光，武帝以后却只有儒家独享尊崇。盛唐可以炫耀数以万计的瑰丽诗篇，但在思想领域却黯然失色。近十亿字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使任何“稽古右文”的帝王望尘莫及，但正是在修书的十余年间，禁毁的书籍多达三千余种、百余万册，文字狱四十多起，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所谓乾嘉盛世却是对文化思想箝制最深、对知识分子控制最严的黑暗时代。
乱世的魅力
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
分裂时期或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分裂、分治的时期往往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或强加的权威思想、钦定学说，各种思想和学说、学派有比较平等的地位。儒家的鼻祖孔子虽然能吸引众多的门徒，并一度当过鲁国的司寇，但并不能终身享受“正部级”的待遇，更没有后世那样吓人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一类头衔。他不仅必须亲自奔走于各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寻求识货的买主，而且有过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窘境，甚至准备在“吾道不行”的情况下跑到海外去。而其他学说的代表人物当丞相、作大将的不乏其人，佩六国相印者也往往有之。在五四时期，儒家学说虽还有相当浓厚的基础，但已经失去专制政权在法律上确立的特殊地位；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都还处在传播阶段，没有哪一种已经取得绝对优势或为统治者所正式承认，所以拥有比较平等的竞争资格。
由于国家分裂，外敌临门，国民普遍存在忧患意识，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迫切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