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 第28部分

　　然而我认为我已经几乎在它最好的状态——几乎在它最可检验的形式中看待这个理论了。人们也许会说，它“几乎预见”了多种多样的生命类型。在其他方面，它的预见力或说明力仍然是很令人失望的。以“适应”为例。乍一看来，自然选择似乎是说明了它，并且确实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它，但很难说是以科学的方式。说现在存活着的一个物种是适应它的环境的，事实上几乎是同义反复。确实，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适应”和“选择”术语的，即我们可以说，如果物种不适应，它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同理，如果一个物种已被淘汰，那么它必定是不适应条件。适应或适合被现代进化论者定义为生存价值，能够用在生存中的实际成功来量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来检验这样一个无力的理论。

　　然而这个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我不知道，没有它我们的知识怎么能够增长，像自达尔文以来知识已经增长的那样。在试图说明比方说细菌变得适应青霉素的实验时，很显然自然选择理论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虽然它是形而上学的，它对十分具体和十分实用的研究有许多启发。它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研究对新环境（例如沾染青霉素的环境）的适应：它提示适应机制的存在，它甚至使我们能够详细研究作用机制。它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做到这一切的理论。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主义几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它的适应理论是第一个令人信服的非有神论的理论；而有神论比公开承认失败更坏，因为它造成了最终说明已经达到的印象。

　　可是达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同样的印象，因此在这一点上它并不比有神论的适应观点好得多；所以指出达尔文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对科学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承认它可以批判、可以改进的话。

　　现在让我们更深入一些看看如论点（1）和（2）所表述的达尔文主义研究纲领。

　　首先，虽然（2），即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充分的说明力来说明地球上多种多样生命类型的进化，但是它确定无疑地提示了这种进化，因而使人们注意了这种进化。并且它确定无疑地预见如果发生这样一种进化，它将是渐进的。

　　非凡的渐进性的预见是重要的，它是直接从（2）（a）－（2）（c）引出的结论；而（a）和（b）以及至少由（c）所预见的突变的细小性，不仅得到实验的充分支持，而且许多细节已为我们所知。

　　因此，从逻辑的观点看，渐进性是这个理论的主要预见。（我认为它是这个理论的惟一预见。）此外只要活着的类型的遗传基础中的变化是渐进的，它们——至少“在原则上”——就可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因为这个理论预见到发生小的变化，每一个这种变化都归因于突变。然而，“原则说明”同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要求的说明类型是迥然不同的。我们能够通过预测某次特定的天文中的食来说明它，但是我们不能预见或说明任何特定的进化改变（也许除了在一个物种内部基因群的某些变化外）；我们能够说的一切是，如果它不是小的变化，就必定有一些中间的步骤——对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一个研究纲领。

　　此外，这个理论预见到偶然的突变，因而预见到偶然的变化。如果这个理论预示了某种“方向”，那么正是返祖现象的突变将是比较频繁的。因而我们可预期有漫步型的进化系列。（漫步型好比是一个人描绘的踪迹，他每一步都要请教轮盘赌的旋轮以决定他下一步的方向。）

　　这里引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漫步型在进化之树上似乎不突出，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达尔文主义能够说明有时被人称为的“直向演化趋势”，即向同一“方向”的进化变化系列（非漫步型），就能回答这个问题。许多思想家，例如薛定谔和瓦丁顿，尤其是艾利斯特·哈迪爵士，曾试图给直向演化趋势以达尔文主义说明，而我在斯宾塞讲座的讲演中也曾试图这样做。

　　我提出的可说明直向演化趋势从而丰富达尔文主义的建议简要地表述如下。

　　（A）我把外部的或环境的选择压力同内部的选择压力区分开。内部的选择压力来源于机体本身，并且我猜想最终来源于它的偏好（或“目的”），尽管这些偏好当然可随外部的变化而变化。

　　（B）我假定有不同种类的基因，主要控制解剖结构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a基因；主要控制行为的那些基因，我称之为b基因。中间的基因（包括那些具有混合功能的基因）我在这里不予考虑（虽然它们似乎是存在的）。b基因又可以类似的方式进一步划分为p基因（控制偏好或“目的”）和s基因（控制技能）。

　　我进一步假定，某些有机体在外部的选择压力下已经发展出一些基因，尤其是b基因，这些基因使机体能够有一定的变异性。行为变异的范围由于某种原因受遗传的b结构控制，但是由于外部环境是变化的，b结构对行为的不太刻板的决定作用，结果是如同对遗传性（就是说基因变异性的范围）的不太刻板的遗传决定作用一样有成效（请参阅上述的（2）（d））。因此我们可以谈到行为的“纯行为的”变化，或行为的变异，意思是指在遗传决定的范围或全部组成内的非遗传性变化；并且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由遗传固定或决定的行为变化加以对照。

　　我们现在可以说，某些环境变化可导致新的问题，因而导致采取新的偏好或目的（例如由于某些类型的食物业已消失）。新的偏好或目的起初可表现为新的试探性行为的形式（为b基因所允许，但并未固定下来）。动物可以这种方式试探性地使自己适应新的境况，而毋需遗传的改变。但是这种纯行为的和试探的变化，如果获得成功，就等于选定或发现了一个新的生态龛。这样生态龛就会有利于那些遗传的p结构（即它们本能的偏好或“目的”）或多或少预期到或固定新的偏好行为模式的个体。这一步将证明是决定性的；因为现在与新的偏好相适应的技能结构（s结构）中的那些变化就会得到支持，例如获得偏好的食物的技能。

　　我现在提出，只有在s结构已经有了变化以后，a结构中的某些变化才会得到支持，也就是说解剖结构中的那些变化有利于新技能。在这些情况下内部的选择压力是“定向的”，因此导致一种直向演化。

　　我建议这种内部选择机制，可用图式表示如下：

　　p→s→a

　　即偏好结构及其变异控制对技能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技能结构及其变异又控制对纯解剖结构及其变异的选择。

　　然而，这个系列可以是循环往复的：新的解剖又可支持偏好的变化，如此等等。

　　从这里论述的观点看，达尔文称之为“性选择”的东西，是我已描述的内部选择压力的一个特例，即是以新的偏好开始的某种周期的一个特例。具有特征性的是，内部选择压力可导致对环境的比较坏的适应。自从达尔文以来人们常常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希望说明某些令人惊奇的不适应（从生存观点看不适应，如孔雀开屏〕是达尔文引入他的“性选择”理论的一个主要动机。原来的偏好也许是很适应的，但是内部的选择压力以及从已改变的解剖到已改变的偏好（a至p）的反馈可导致夸张的类型，既有夸张的行为类型（仪式），又有夸张的解剖类型。

　　我把啄木鸟作为一个非性选择的例子。合理的假定似乎是这样：这种特化始于对新食物的口味（偏好）的变化，口味的变化导致遗传的行为变化，然后又导致新的技能，与下列图式相一致

　　p→s；

　　最后才是解剖结构的变化。一只鸟，它的喙和舌发生了变化，而它的口味和技能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预期它很快被自然选择淘汰，而不是相反。（同样地，但不那么明显：一只鸟具有新的技能，但没有新技能为之服务的新偏好，就不会处于有利地位。）

　　当然在每一阶段都有许多反馈作用：p→s会导致反馈作用（即s会进一步支持与p方向一致的、包括遗传改变在内的变化），正如已经指出的，a会反作用于s和p两者。人们可猜想，正是这种反馈作用是造成更为夸张的类型和仪式的主要原因。

　　为了用另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定在某种境况中外部的选择压力有利于大个儿。那么同样的压力也会有利于对大个儿的性的偏好：像食物那样，偏好可以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但是一旦有了新的p基因，整个新的周期就形成了：正是p突变触发了直向演化。

　　这一点导致相互加强的一般原理：我们一方面在偏好或自的结构中有一个控制技能结构并进一步控制解剖结构的一级等级系统控制装置；但是我们在那些结构之间也有一种二级相互作用或反馈作用。我认为，这种相互加强的等级系统以这样一种方式起作用，以致在大多数场合，偏好或目的中的控制装置主要支配着整个等级系统的低级控制装置。

　　可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想法。如果我们把我称之为“偏好结构”或“目的结构”中的遗传变化（突变）同“技能结构”中的遗传变化和“解剖结构”中的遗传变化加以区别，那么目的结构与解剖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有下列几种可能性：

　　（a）目的结构的突变对解剖结构的作用：以啄木鸟为例，当口味发生变化时，与获取食物有关的解剖结构可仍然不变，在这种场合这个物种几乎很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除非利用非凡的技能）；或者这个物种通过发展一种新的解剖上的特化，类似一种眼睛那样的器官，进行自我调整：一个物种对看的强烈兴趣（目的结构）可导致选择一个有利于改进眼睛解剖的突变。

　　（b）解剖结构的突变对目的结构的作用：当与获取食物有关的解剖有了变化，那么与食物有关的目的结构处于被自然选择弄得固定和僵化的危险中，这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的解剖特化。与眼睛的例子相似：有利于改进解剖的突变会增加对看的兴趣的敏锐性（这与相反的效应类似）。

　　以上概述的理论提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进化如何趋向“高级的”生命类型。通常介绍的达尔文主义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说明，它充其量只能说明适应程度的改进。但是细菌必定是适应得至少像人一样好。无论如何，细菌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有理由担心它们将比人生存得更久。但是也许同生命的高级类型相一致的东西是行为上更丰富的偏好结构——范围更大的结构；并且，如果偏好结构（总的说来）具有我所赋予的主导作用，那么趋向高级类型的进化就成为可理解的了。我的理论也可表述如下：通过p→s→a的一级等级系统，即每当且只要偏好结构处于主导地位时，高级类型才产生出来。停滞和回复变异，包括过度特化，是由于在这种一级等级系统内反馈作用所致的一种反向的结果。

　　这个理论也提示了对物种隔离问题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是许多解决办法中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可以预期物种自身的突变仅导致物种基因库的变化，而不是新物种。因此就不得不用地区隔离来解释新物种的突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理隔离。但是我认为，地理隔离只不过是由于选定新的行为以及因而选定一种新的生态龛所致的隔离的一种特例；如果对一种生态龛——某种类型的地区——的偏好成为可遗传的，那么这就可以导致中断杂交的充分的地区隔离，即使杂交在生理上仍然是有可能的。因此两个物种隔离了，虽然生活于同一地理区域——即使这个区域只有一棵红树那么大小，正如某些非洲软体动物的情况那样。性的选择也有类似的结果。

　　如上面所概括的对直向演化趋势后面可能存在的遗传机制的描述，是一种典型的境况分析。这就是说，仅当得到发展的结构属于能模拟境况逻辑方法这一类时，它们才会有生存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进化论有关的另一个建议同“生存价值”的概念有联系，也同目的论有联系。我认为用解决问题的术语可使这些概念更清晰多。

　　每一个有机体和每一个物种经常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采取了它不得不解决的具体问题的形式。许多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生死存亡问题。寻找一个好的筑巢地的问题可以是一对鸟的具体问题，并不是这些鸟的生死存亡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