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他委任心腹区芳浦主持财政，力求革除各地驻军和地方势力包办烟赌的习惯做法，对全省烟赌捐税公开招商投标。
到陈济棠时期，广东省的赌饷收入达到2000万元，约占全省年财政收入的1/6。 1936 年，蒋介石用金钱收买了部分粤系
军官，促成“南天王”陈济棠倒台，从此，广东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旗下。
从1936年到1937年，南京政府曾下过一番力气厉行禁赌，但自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赌灾又开始泛滥。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叶汉当时是生活在赌博的旋风之中，在赌风中出生，在赌风中成长。1913年到1927年，
正是叶汉从童年向青年过渡的重要时期，但这个时期恰恰正是军阀割据、大肆倡赌的时期。
在这十多年间，广东有无数人深染赌瘾、深受赌害。他们把赌博当作发财的捷径，把赌博当作交际和消遣的方式。
正如当时《国华报》载文所说的那样，“父传子、兄教弟，幼而习之，长而安之。子陪母、夫伴妻，流风所播，间发无
遗。天九牌可以打天九、推牌九、玩牛牌、开十二位、扭天九等等，变化多端；骰子可以打鸡、掷状元筹、作升官图、
赶绵羊，层出无穷，自两粒、三粒、四粒、六粒，皆可以作为赌具。”
当时有更形象的说法是，“两个广东人，抓一把瓜子也可以开番摊”。可见其时赌风之普遍，赌毒之深入，赌业之
猖獗，赌民之众多，全国未有甚于旧广东者！据说，宣统年间，在议员受贿庇赌风波之后出任广东总督的张鸣岐，临行
前信告友人说：“论治粤，赌先为。”
在赌博的旋风中心，叶汉长到了18岁。尽管痴迷于赌博，但小学的门坎还是给他跨过去了。这时，他的那双兜风耳
在父亲眼里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难看了。
因此，父亲决定送他上中学。
当时江门没有中学，上中学得到广州去。
叶汉入读的学校名叫“南武中学”。校址是一座寺庙，名叫“海棠寺”，但这时寺里早已不住和尚了，地方上用它
做了学校。
“南武中学”清规戒律不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在叶汉眼里，尤其扎眼的一条，便是“不许赌博”，此外还有
“不许抽烟”。
就办学而言，这些戒律当然是毫不过分的，但对已经学会抽烟而且迷恋赌博的叶汉来说，那可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因此，在那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景：一下课，叶汉就往公共厕所跑，然后连裤子也来不及解，蹲下便叼上一根香烟，
大口大口地吸着。
有一次，校长也上公厕。未等校长发现，叶汉早已把香烟扔了。但校长还是注意到他，见他不脱裤子老蹲在那里，
心里便明白了。
以后叶汉往厕所钻，校长便跟踪。
虽然没有被逮住过，但叶汉再不敢到厕所抽烟了。
但安全地方还是有的。寺的后门外是个清静处。后来，烟瘾一发，叶汉便跑到这儿来抽烟。
烟瘾容易满足，那么赌瘾呢？
在学校里跟同学赌是很冒风险的，给老师知道，不被开除也得背个处分。
叶汉当时是住校寄读。学校纪律很严，白天和夜晚，学生都不许随便出校门，连星期天的活动都受到管制，比如到
市区去玩，至少要有两个学生同行，回校后，要向本班级老师报告去了哪些地方。
当时，广州市面上正在大肆开赌，大小赌场至少有三千余所，每所大赌馆的门前，都高悬着电灯或纸灯，大灯笼上
一律书有“海防军费”四个大字，表明它们是为筹饷而“奉旨开赌”。离“南武中学”最近的一所赌馆，大约只有四五
百米。每当深夜，赌馆里传出的嘈杂之声，便十分清晰地传到叶汉的耳中。
有一个夜晚，叶汉实在熬不住了，悄悄起床，翻围墙出校，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赌馆。
进入赌馆大门，在一个赌馆伙计的带领下，叶汉来到存金处兑换筹码。他看清这个存金处是用极厚的砖头砌成的，
墙上只开一个小方孔，作为出纳现金和筹码之用，里面空间很小，有两个表情呆滞的人在紧张地工作着。叶汉注意到里
面几乎完全是封闭的，他猜不出他们是怎么进出的。
叶汉换好筹码，然后朝最热闹的赌桌走去。
如果赌赢了，便用筹码换出现金；赌输了，则自认晦气。但无论赢输，叶汉一般会在深夜12点钟前罢手，不会延至
终局。这种赌馆一般都营业到凌晨4 点钟。
在南武中学的3 年中，叶汉不知有过多少个像这样的夜晚。
虽然一次也没有被学校发觉，但他的学习成绩明显退步了，而且越来越差，最后到了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地步。
老师想帮他也帮不了，因为老师单独给他开小灶的时候，他都会呼呼地打起瞌睡来。
勉强过了3 年，实在念不下去了。
叶汉回到了江门。
这年叶汉21岁。
望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父亲心里反而变得格外平静。他说：“我早看出你不是读书的料。算啦，你就跟我开陶瓷
铺吧！”
“我不。我不喜欢开陶瓷铺！”谁知儿子这样说。
父亲说：“我知道你喜欢干什么！”
叶汉抢着接口：“我喜欢赌博！”
父亲望着他，听他怎么往下说。“赌博有什么不好？”儿子飞快地说，“政府不正在倡导赌博吗？这哪是什么坏事？
就算是坏事也只能怨政府！我看开赌场就比开陶瓷铺强。你要是真的逼我跟你开陶瓷铺，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话说
在前头，迟早我要把陶瓷铺卖了，开赌场！”
父亲听得心惊肉跳。他相信儿子说的完全是真话。这陶瓷铺是他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产，如果让儿子变成赌资，
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了穷光蛋。这种事他见得多了。陶瓷铺决不能交给这个儿子，甚至完全不能让他染指。父亲在心中
打定了主意，决定不让儿子跟自己学生意。
可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让他干什么呢？呆在家里他也会惹事的。
叶汉也不知道自己眼下该干什么。
就在这时，世叔伯叶作鹏来到江门。他从佛山带来了一笔陶瓷生意。问明情况之后，他当即拍着叶汉的脑袋说：
“即然对赌博那么有兴趣，我替你找份差事。到澳门去，怎么样？”
“好哇！我去！”叶汉兴奋不已，立即满口答应。
父亲也同意了。他觉得这种儿子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不如让他到外面闯去，等他碰得焦头烂额，再回来也不迟。
就这样，叶汉跟着叶作鹏，踏上了澳门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
澳门的赌博业历史较长。开埠至今400 年左右，赌博业已有近200 年历史。
自从1553年澳门被葡萄牙侵占强租之后，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当时设立的赌种有番摊、骰宝、铺票、字花、山票等。
1847年，澳府颁布法令，宣布赌博合法化。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门的番摊馆共达两百余家。当时，澳门各种赌档均
为江湖人物开设或控制，各路人马经常在赌档内外火并，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香港严禁赌博，一些嗜赌的港人
见澳门交通便利，便蜂拥而至，使澳门赌场的生意日益兴隆。1875年，广东禁止“闱姓”赌博，“闱姓”赌商也转移到
澳门，更使澳门赌客麇集，赌博业行情不断看涨。葡澳当局坐收“闱姓”赌饷，每年高达数十万元。尽管后来广东收回
“闱姓”，但澳门的赌业仍长盛不衰。
到1896年7 月10日，葡萄牙政府在国内宣布禁止赌博，但澳门一直没有停止过。
辛亥革命之后，澳门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进出口贸易数量极少。赌博业富了少数开赌场的人，而澳府却备感囊中羞涩。
当时，葡萄牙政府经济局长罗保，曾在一篇澳门年鉴的序文中这样写道：“现当不景气时期，澳门市场不能称为繁荣，
且发现困难甚多，商业又停滞不前……澳门商业之活动，依目前情形而论，其力甚属薄弱，必须凭藉邻近市场方能获取
所需，所以澳门市场，实为邻近市场之附庸，而贸易之平衡，近日相差远矣。”
面对这种经济状况，澳府决定结束赌档林立、各派混战的状态，对澳门赌业实行立例管制。方法是由政府发出赌牌，
再由民间竞投，投得者必须按照与政府签定的合约，在指定地点开赌，并缴纳赌税；除此之外，民间的私自聚赌属于非
法，政府将予以禁止和取缔。
最早获得澳门政府赌博专利权的，是一个名叫卢九的商家。但他只经营“白鸽票”、“铺票”、“山票”和“搅珠
彩票”等几种彩票，赌博形式单调，所以生意不算兴旺。
1930年，卢九联合范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当时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
炬的全力支持下，再次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
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霍芝庭这个人。
霍芝庭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烟赌商人。1877年，他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头乡，1937年死于香港。
少年时，霍芝庭在香港做过商店杂工，后来继承其父在广州开设的“福利”铁锅店，结识了广东水师提督的军需官，
共同经营旧军械更新的投机生意。他还加入了葡萄牙国籍。
龙济光入据广东时，霍芝庭与之结识。1914年，广东发生大水灾，龙济光以救灾为名，设立“水灾善后有奖议会”，
在全省公开投标招商承办山铺票。大富商麦竹寰中标承办，设总厂于广州。霍芝庭与另一个叫植梓卿的人合办了江门、
佛山两地的分厂。
因此，叶汉在江门念小学的时候，便经常听见大人们提到霍芝庭的大名，并且亲眼见过霍芝庭。可以说，叶汉幼年
染上赌瘾，与霍芝庭在江门开赌有直接关系。
当时，广州总厂的铺票每条0。15元，头奖约5 万元；霍芝庭江门分厂的铺票每条0。05元，头奖约万余元。广州铺票
一条可买江门铺票三条，即花0。15元可获三个中奖机会。霍芝庭利用赌客贪中奖机会多的心理，在广州开设江门铺票代
收处，以扩大江门铺票的销售面，致使江门铺票大量涌入广州铺票市场。江门铺票的发售量增大后，奖金也提高到2 万
至3 万元，广州铺票则相对下降到2 万至3 万元。后来，霍芝庭与龙济光暗中勾结，赶走麦竹寰，吞并了广州总厂，承
办全省的山票和铺票赌博。
1918年至1920年，桂系军阀入据广东，大肆倡赌。霍芝庭以每月缴饷3 万元，投承了广州市番摊赌博最热闹的地段。
霍芝庭在这一带设立了“明生”、“荣生”、“广恒”、“广益”四大番摊公司。粤军回粤以后，省长兼粤军司令陈炯
明下令禁绝烟赌，霍芝庭逃往香港。
1923年，滇桂军又入据广东，开放烟赌。滇军招商承办全省山铺票，当时战事尚未结束，各赌商不敢冒险投承。结
果霍芝庭以月饷51000 元承办。滇军与他约定试办3 个月，期满后再行协议。霍芝庭在试办的3 个月内，总共获利20万
元。3 个月期满后，政局稳定，省财政厅收回山铺票的投承权，公开招商承投。结果霍芝庭又以月饷10万元的巨额中标，
为期1 年。在这一年之内，有时每月的纯收入高达8 至10万元。其后的1924年至1932年间，山铺票的承办权皆由他设法
投得。1932年以后，陈济棠确立了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对全省的烟、赌捐税公开招商投标。霍芝庭在各地成立赌博公司
参加投标，结果，各县属下的番摊、有奖议会都是他手下的人承包下来。1933年，广东全省防务经费（赌饷）年约1400
万元，其中霍芝庭缴饷达70％ ，他本人更是获利一千多万元。
1933年冬，陈济棠因开放烟赌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于是扬言“要禁绝省河烟赌”，把广州市内河北的烟赌统
统迁往河南，同时还在深圳另开烟赌区，命名为“娱乐场”。霍芝庭除了在河南挂起“裕泰公司银牌现钱”的招牌外，
还在深圳与澳门赌商傅老榕等人合作，又办了“又生番摊公司”，设立男女“进客”，常驻香港，专门引诱香港赌客到
深圳聚赌。
霍芝庭一生善于以资财结交权贵，进而恃势敛财。历届广东当局的军阀均与他过从甚密，如陈炯明、龙济光、莫荣
新、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以及后来的余汉谋、宋子文等。他与陈济棠的关系极为密切，霍芝庭的儿子霍宝财在陈
济棠主粤时期出任广东省银行副行长，至20世纪50年代仍任香港私营广东银行总经理。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霍芝庭
逃往香港，并于1937年在香港病死。
从霍芝庭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最大的赌场在广东，而广东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