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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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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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讲广西话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连鲁涤平、唐生智都会请缨效命的。对这一集团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们的心理来蛮干──‘包围而歼灭之’,是谓之军事解决!
    至于以外交方式对付奉张,便真叫‘不择手段’了。盖张学良斯时尚拥有精兵数十万,入关问鼎,虽嫌不足,然负嵎作困兽之斗则仍不可小视;如果他取得红、白两造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对付了。所好的张学良与两造帝国主义皆有深仇:日本对张来说是有‘杀父之仇’,而苏联对张则有查抄大使馆之怨。不过日本对东北具有领土野心,与张学良不易妥协;苏联可就难说了。万一他与奉张一旦释嫌修好,而血气未定的小张一旦思想前进起来,事就不大好办了。好在东北自杨宇霆死后,得势者全系一群老粗和旧官僚,一时不易转变,然为万全之计,最好挑起对俄的边衅,使流亡无归的中共人员如刘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势入据东北,使小张难以安枕,则东北自然就范了。
    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疮,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疮。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国民党此时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究竟比抽鸦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气些。畅卿本人就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众’和‘干部’也难免是和他一样的‘旧官僚’。畅卿的见识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地方政权,因而也组织了干部企图包办省级地方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占。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生活发生问题,而招致政敌的反击。
    但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打击政敌。他们知道,大家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据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领袖’,相反的却投向政敌。结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领袖的票。这一毒计竟使本性多疑的‘领袖’,对政学系的政敌采取抑制的措施;政学系这一杀手鐗,真的几乎连‘党’也抢过来了。
    殊不知这位‘小有才’的杨畅卿,终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却不知有黄雀在后。人家既然对首义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独爱于杨某。畅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终其天年,又岂是偶然的事呢?
    (十)
    杨氏死后,新的政学系还未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几聪明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发了疯帛去职。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严子陵也死了,因而再无人敢冒大不韪来重组政学系了。
    所幸国民党对它的政策上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自始至终,只有一半的诚意。他底领袖真在搞‘党外无党’;但却拚命地在党内制造派系,使之斗争,以便分化统治。因而不论CC或黄埔,对‘领袖’是如何地歌功颂德,但一提到‘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他们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学系的残余因而也在‘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之下幸存了,而成为一些受CC黄埔所排挤的高级官员和军人的避难所。由于他们自始至终未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因而也独得天眷,成为蒋氏对压制尾大不掉的强有力派系的王牌!
    抗战接近胜利时,民主竞选之风大盛,政学系一批领袖们,顾影自怜,自认为民主政治家,却没有选民。他们又想步着先烈杨畅卿的血迹前进,来正式组织政团。默认的成员之外,他们甚至考虑到拉久与该系不睦的吴国桢、王雪艇(世杰)两君入党来增加声势。不过政学系毕竟是国民党中最聪明圆通的一群政客的无形团体。抗战胜利后最甜的两大胜利果实──东北和台湾──都以为他们所独占,不久张岳军又作了行政院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再要组党,难道还想做皇帝不成?聪明政客们,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这便是所谓‘政学系’的一笔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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