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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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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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剩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张、吴、阎、冯,四大军阀,各怀异志;各军将领,谋利求禄,各为其主。把整个华北打得烟雾弥漫、血肉糢糊。可怜千万生灵,被这批军阀弄得尸填沟壑,家破人亡,惨不忍睹。
    这时华南两广的国民党也正在东争西讨,枪声遍地;汪蒋二人为争领导权,正彼此钩心斗角。湖南的赵恒惕、唐生智更打得头破血流。驱汪以后的国民革命军,也于此时乘湘乱而北伐。一时中华大地,南北东西,都炮声隆拢这时的中国,哪里还是个国家啊?!
    奉张统一华北的远景
    在这华北四大军阀混战之时,四人之中以吴佩孚比较空虚。他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众叛亲离,兵力无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阳,绵延千里,一字长蛇阵的战线,进攻退守均属不易;随时有斩头、除尾,和腰斩的危险。事实上当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应张作霖释嫌修好,共除冯玉祥的密约(见苏锡麟自述,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八二页),计划北上讨冯时,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无力抗吴,乃投向两广,这便引起了革命军的‘北伐’,吴佩孚也就首尾受敌了。
    至于阎锡山,阎老西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评语)原不是个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毕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维持山西省这个大票号。这一点他也的确做到了。所以对付阎老西,除后来的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和日本人都赶他不走。但是为着保持山西这个老巢,合纵连横对他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阎锡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军势力大了,他也可追随‘焕章大哥’加入国民党受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大同雁门之争,也就忘于脑后了。
    冯玉祥在华北虽是个无根军阀,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联俄容共’‘加入国民党’这条新出路,思想搞通,乐不思蜀,南口弹丸之地的得失,对他也无关宏旨了。
    至于长江流域那些小军阀,处于四战之区,北边战败则投南(如唐生智);南边战败则投北(如孙传芳);南北相持则舍冷灶烧热灶(如陈调元)。他们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再看那些据守西南、西北的边疆军阀。在王纲解纽,中原无主之时,他们就你砍我杀,兼并边陲,称王称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统,新朝崛起,他们自会奉表称臣,甚至撤藩归政,皆不是大问题。这一套样板戏,已在我国历史上演出了两千余年,此次不过是最后一场罢了。
    所以我们民国史发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初,局势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渐统一于‘联俄容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北方政权则渐次归并于奉张父子。双方‘楚河汉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为二。分久必合,要中国重归一统,就要看谁强谁弱,谁死谁活了。
    ‘安国军’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国政局的变动是太复杂了。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白裔中国史老教授,曾立志写一本书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国’。他老人家,无征不信,把鸡毛蒜皮弄得太仔细了,写了二十余年,还缴不了卷──其实他所写只是南方的半个中国而已。
    那时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和他们的北京政府,其复杂情况,亦不下于南部的国共两党。虽然如此,我们长话也不妨短说。
    话说冯氏‘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张学良随即率张宗昌、李景林入驻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权在军阀时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儿戏的。此去彼来,自有长乐老人随时‘劝进’。这次奉系当权,长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们,也就动脑筋,劝张作霖进驻中南海,出任民国大总统了。
    可是张作霖却不愿率尔操觚。他虽然以统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亲莅北京晤吴佩孚。当吴氏主动北上亲自指挥讨冯的南口之战时,张亦于三日后离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间,坐山观虎斗。吴佩孚攻南口逾月无功时,老帅始令少帅接手以奉军专长之重炮轰毙国民军万人以上,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冯军西遁。华北遂成张家天下。
    当南口之战正在高峰时,南方的北伐军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颁布动员令,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廿六日与廿九日乃发生早期北伐战史上最有名‘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其惨烈情况当时亲临前线的指挥官张发奎和李宗仁两前辈,曾为余详述之。
    贺胜桥防御战的指挥官便是自南口战场仓促南下的吴佩孚本人。吴帅曾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挂其头于电线杆亦不能阻止吴军败卒的‘反冲锋’。
    两桥之败,使吴军丧失了全部精锐,也丧失了再战的士气。纵横中原的吴大帅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还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归田了。
    吴佩孚既败,革命军乃兼程入赣入闽。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连串的决战之后,也消灭了孙传芳这位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多少年来都是奉张父子的死敌,双方鏖战不停,有胜有败,从无已时。熟知不出数月,这两大死敌竟为蒋介石所澈底击败。这在奉系看来,正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老少帅两父子,便要以援孙援吴为借口,挥军南下,重掌苏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盘了。
    此时孙传芳率其残部两面受敌,自知非依附奉军,绝难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单车北上,在天津向张作霖乞援请罪。与少帅约为弟兄;以父礼事老帅。并领衔遍约原奉直皖晋各系旧军阀阎锡山、张宗昌、商震、刘镇华、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人商组全部北洋军阀之联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国军’,以对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军’。同时向张作霖劝进,公推张为群帅之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而以孙传芳(五省联军)、张宗昌(直鲁军)、阎锡山(晋军)副之。
    实至名归,张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电就职。十二月廿七日遂移节北京。作霖此次入京显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扈从之盛、戒备之严,均前所未有。专车至前门站抵步时,自前门经正阳门、天安门、西长安街至张氏驻节的西城顺承王府,沿街均用黄沙铺地、净水拂洒,俨然是前清帝王的銮仗。此时笔者先父与诸叔均随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况。诸叔均为在学青年,归来绘影绘声为我辈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国军’‘革命军’短兵相接
    ‘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张作霖无限便利: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顺地发重兵南下。东路由张宗昌指挥‘直鲁军’循津浦线前进,于三月间进占南京入驻上海。孙传芳军撤往江北。当革命军在白崇禧、何应钦、程潜等指挥之下于同时进入沪杭宁三角地区时,‘安国军’和‘革命军’就短兵相接了。
    ‘安国军’西路则由张学良于二、三月间指挥奉军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汉线南下,进占郑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队不听命归附者,则予以缴械。吴佩孚两面受敌,不得已西窜四川,依附杨森,京汉线上的奉军与革命军也就要正面接触了。
    在奉军(包括‘直鲁军’)于东西两线代替了孙吴两军之后,乃与北伐的‘革命军’两面作战。在沪宁,以及津浦线上的张宗昌,虽不战而走。在西线上的张学良、唐生智、张发奎的争夺战,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两军相遇于豫南之驻马店、郾城、周家口一线。奉军以其国际驰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轰张发奎。六十余年过去了,去年张汉公与笔者谈及此役犹眉飞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尝与张大王(张发奎在军中的绰号)详谈驻马店之战。大王深许奉军重炮为其‘铁军’北伐中第一号劲敌。然大王也告诉我说:‘他们那时简直不敢开炮!’为什么呢?张说:‘那时我们革命军士气最旺。──我们在前线,敌方哪个炮声最垄机枪最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冲锋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开炮。’总之驻马店和郾城之战,奉军吃了败仗。当张发奎乘胜攻入郑州张学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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