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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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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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中山却在桂林通电援奉,大骂‘吴贼’。盖此时中山正率陈炯明的‘粤军’,打垮老‘桂系’,师次桂林,欲乘势‘北伐’。为此中山竟与陈炯明闹翻。弄得叶举叛变,‘炮打总统府’,中山几乎把老命送掉;而庆龄夫人受惊,竟至当街小产……。,孙公为之狼狈不堪。这在奉张看来,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的腹案
    ‘北京政变’后,张作霖对时局的腹案,显然就比孙中山的实际多了──张搞的是‘枪杆出政权’,用武力统一中国。‘武力统一’这四个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时发明的。继之而来的接班人是吴佩孚;吴之后才是张作霖。其实奉张之后,蒋、毛二公所搞的还不是‘武力统一’?反观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哪有什么‘和平统一’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现象,都是‘武力统一’的结果嘛。民国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当时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华北,压制冯玉祥,最好能不战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再挥军南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石;消灭直系的残余势力,如盘据沪宁一带的齐元,闽浙一带的孙传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汉、洛阳一带的吴佩孚本人。长江既已在掌握中,则华南、西北,不难传檄而定也。事实上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这条腹案脉络前进的。
    张少帅的震主威权
    这次奉军(第三次)入关南下的编制,是自‘东北陆军’中编出六个‘军’,由姜登癣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每军之下各辖三至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如炮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另加空军、海军由少帅张学良直接指挥。六个军的总人数,盖有二十余万人。
    在这六军之中,再以最精锐的一三两军合组‘一、三联军司令部’,以张学良为司令,而以第三军副军长兼第六混成旅旅长,也是当时奉军中最具现代化头脑和最干练的将才郭松龄为副司令。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再次扩编;改旅为师、改军为军团。改‘一、三联军司令部’为‘京榆驻军司令部’,驻天津。直辖步兵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工兵一团。少帅张学良任第三军团军团长兼司令,郭松龄副之。共有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七万五千人。奉军六大军团的张家父子兵之精华,悉在此中矣。张学良若非‘少帅’也就权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驻军司令部’设立之确切日期,当事人如张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本人及郭大鸣(松龄之弟)等之‘回忆’及诸史家著录,均略有出入。盖‘军团’之设立,‘司令部’之改制,均发动于一九二五(民国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军南征与诸将分封
    可是当奉军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少帅这支奉军主力并未动用。它底主要任务显然是稳定华北、控制北京,并监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冯玉祥的‘国民军’。
    至于奉系其他次级部队和杂牌军的首领,则随奉系地盘之扩张而就地分封为各地军政长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地盘便是‘热河特别区’。第五军副军长阚朝玺乃奉命率两个奉军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队,出任热河都统。驻节承德。
    第二块落入奉军掌握的则是直隶省(今河北)。第二军军长直隶人(满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隶督办,驻节天津。所辖奉军及改编后的地方部队凡六万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块地皮,便是山东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军副军长、山东人张宗昌,乃衣锦还乡出任山东督办。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贫困。‘跑关东’(山东人去东北谋生的习惯语)谋生。曾在海参崴卖过烧饼,在东三省当过‘胡子’,并学会了一些下等俄语。嗣候经过招安当兵等一系列行伍过程,终于能在直皖各系军中逐渐升迁,最后回东北投老少帅,至此竟做了山东督办。他所统率的除少数正规奉军之外,也改编了大批直鲁两省地方部队,号称‘直鲁军’及少数‘白俄军’。盛时竟拥众十万以上。虽然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银子。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以张宗昌凶猛善战,又在长江流域有作战经验,乃予以‘苏鲁皖剿匪司令’名义,嘱其挟前‘松沪护军使’因战败而投奉的卢永祥,挥军南下。张、卢于一九二五年初击破直系齐元军进占南京。卢永祥并于南京一带网罗一些淞沪旧部增组‘宣抚军’,仍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率军循沪宁路东进。一路取常州、夺无锡、占苏州,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领上海;再循沪杭线南进,与直系另一悍将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沪杭之间。奉系势力发展至此,可说是臻于极盛了。然奉军此次南进远及苏杭这块天堂地区,张宗昌实居首功。
    因此当张宗昌得胜班师之际,论功行赏,张作霖乃授意段执政江山东督军郑士琦他调,遣缺就由张宗昌这为民国史上的‘标准军阀’递补了。张宗昌督鲁一督三年,直至‘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发之后,才被北伐军赶出山东。最后被白崇禧在滦东缴械,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鲁扫墓,误入韩复矩的圈套,终被枪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张宗昌北返督鲁时,张作霖乃派心腹智囊总参议杨宇霆任‘江苏督办’;第一军军长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并统率长江下游的奉军。
    奉军既占苏、皖,则奉系此时所夺地盘已扩及八省三市──关外:黑吉奉热(热河是省级特别区);关内:冀鲁苏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区划上虽直属冀苏二省,其实际影响力较其母省容有过之。
    以中比西,则此时的奉系地盘较中古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近代西欧之英、法、德、奥、义、荷、比、西八大列强疆土之总合犹有过之。奉系此时拥有精兵三十七万人。陆海空军俱全。训练、装备、补给皆举国无双。奉张父子之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了。
    就在这奉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民国史上最大的国耻之一‘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一时举国沸腾。学运民运的目标都集中于‘打倒帝国主义’,而上海的各国租界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正当这华洋对峙,双方于春申街头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奉老帅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军精锐两千余人,进驻上海。这时被中国工运学运吓惨了的英法租界当局,见奉军入沪,竟联衔向少帅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此次中国军队进入租界,不论各方解释如何,也是中国租界史上的创举。这时的少帅,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将,风华正茂,其为人也,又面如冠玉、潇洒风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之中,真是如鱼得水。
    在一次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女公子(顾维钧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级宴会上,他这个‘小把戏’也结识了其后名播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没有他夫人于凤至的这位‘结拜姊妹’的不时翼护,则汉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险多了。此是后话。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石。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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