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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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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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石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底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州)‘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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