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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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民国前十年-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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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画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他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底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它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欧战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移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说时迟那时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迳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博士。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兼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剌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某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他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博士参加密议,最后还是顾某为之泄密,而功败垂成。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埃’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砂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二十一条要求’的思想背景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辞。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瑕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其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至于在中国造成个怎么样的既成事实呢?日本人却有个很具体的计画。根据这计画打算强迫袁政府与日本订立一个所谓‘国防协约’。按此协约,首先他们就要在‘南满’和‘东内蒙’,取得确定的统治权。然后大量移民,为千百年扩张之计。对中国本部,他们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警政的监护权,化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更具体的则是他们要在中国中南部修其铁路网,并开发那些开不尽的矿产资源。为防制大战后东归的西方列强的回流,他们还要特别要求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岛屿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让与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强。中国如能将福建全省割让与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会所秘密拟订的‘黑龙会备忘录’,汉译全文载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国防协约,虽只是黑龙会所拟的方案,它和日本军部所拟的秘密方案,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黑龙会的备忘录,写得更为明确,更有条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条的具体条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发现,而驰名世界的‘田中义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体系,和行文体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当续叙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听计从,他们对老袁还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谓‘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前者包括归还青岛,和助袁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或说服他们向老袁投靠。对袁的威压条件,则有文有武,有阳谋,也有阴谋。在调兵遣将,海陆同时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潜返大陆,把中国‘闹成全国一团混乱’,如此则不怕袁之不从也。【见同上,页七七八】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军部,和黑龙会方向一致的侵华蓝图。那时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这些计画书的关键人物,则为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华语读者可参阅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辑的汉译日档,凡数十篇。现任台北党史会主委老友陈鹏仁教授,和笔者老同学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辑尤多,不胜举也。在拙著计画中的史料篇中,当尽载之。此处从略。】这次国耻期间,发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带一笔。当上述孙、袁蜜月期间,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时,孙中山先生曾密电袁总统,建议暗联日本,抵制帝俄,斯时孙公盖不知有日俄密约之存在也。迨孙、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别致书大隈重信及小池张造,乞日本协助讨袁。并言明在讨袁成功之后,则将来的中国政府,当以满蒙利益相许。其规模盖不在后来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条之下也。此一密件于二战之后,始在日本老档案中发现。史学前辈吴相湘先生爱人以德,为尊者讳,曾指为伪作。然就史论史,实非赝品也。【孙公致大隈函日期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见日档原件);吴书把致小池函,笔误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别就很大了。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三。】二十一条交涉始末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既有上述的侵华腹案,几经修订,终于整理成五号二十一条,他们就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特约晋见袁大总统时,亲手将此绝密文件,交给袁世凯亲收了。其‘五号,二十一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号,共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第二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大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三号,共有二条:要求中国承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七九九…八○一;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足以反抗;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抛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辈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是Bendor P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这项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底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着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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