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悉毛人凤的阴谋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日内瓦会议彪炳史册，抱病出席会议的李克农劳苦功高。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将另一副重担压在李克农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份电报递了过来：
亚非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请允许我以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向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发出庄严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55年1月14日
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实在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
他们发动宣传机器不停地散布：此次会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耍弄外交伎俩，想方设法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造成诸多不利于会议成功的因素。
一时间，反华逆风扶摇直上，而于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建国初，我国无大型客机，尚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会议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径飞雅加达。
“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的情报机关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社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得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使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该案主犯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
周驹，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香港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好色之徒。案发前，周驹常去一个名为“就记电料行”的商店，该店表面上经营一些电器设备，实为国民党特务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由特务头目张耀灵负责领导。一天，张耀灵邀请店老板关就记喝咖啡，并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通过关就记的关系，找到了关的朋友周赞如，因为周赞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驹，就在启德机场工作。在周赞如的牵线下，吴某秘晤周驹，他对周驹说：“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托你帮个忙，事成之后，可得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道：“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一架共产党要员所乘的飞机。”
周驹听了为之一怔，脱口而出：“这，这，太危险了！”
吴某见周驹有些犹豫，便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给我回话。”
贪财的周驹几经考虑，终于被毛人凤“钱弹”击中，接受了炸机任务。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周驹接受了爆破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飞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当时机场外围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机场附近除了领班在场外，则无人防守。
周驹谎称手中的西药是给人捎带的，骗过了领班，顺利作案。随后，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了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迅即逃走。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飞机腾然升空，而周恩来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一直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闻讯色变。这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炸机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致使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蒋介石慌了，美国人也干瞪眼，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第十篇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严抓干部问题
建国后，李克农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凡胆识。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李克农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部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一次开会，个别单位有同志到会迟了一些，他当场就以严峻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时间犯。”这个新鲜的词汇，让来晚了的同志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廖承志有一次开会也迟到了。一进门，只见李克农正沉着脸同其他已经到会的人一起，鸦雀无声地坐着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顿显紧张的神色。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为什么迟到，要让这么多人候你的大驾？”
廖承志一声不吭，气氛很紧张。
还是罗瑞卿出来解了围，轻声地对廖承志说：“小廖，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评了吧！”这才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批评归批评，李克农向来对事不对人。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望而生畏，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个爱惜人才、关心干部的好领导。
对当年和他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李白，这位曾经从延安出发、秘密潜入上海架设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李克农的脑海中。解放后，李克农时常对人谈起李白英勇献身的故事，不忘抽时间去慰问李白的家属，去上海万国公墓为李白扫墓。他曾经和记者黄钢谈到李白：“你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上海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中国的解放。”
李克农建议和支持黄钢把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搬上电影银幕，黄钢等人深受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形即为李白。
鲍君甫，这位30年代李克农在中共中央特科时的情报员，解放后生活一度较为窘困，李克农得知鲍君甫经济拮据、年高体弱、牙齿脱落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可给以破格照顾”，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150元至200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牙齿”。
解放后，钱壮飞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农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寄钱给他们。一次，钱壮飞的大女儿到北京，李克农特别交代给了她几百元钱作为生活费。
李克农坚持原则、关心干部、保护干部的品质，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潘汉年案件”和保护沙韬的事情上。
1955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起长达27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宁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高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参与领导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9年后，高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