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谢和赓为上校。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给谢和赓一项任务，让他起草一个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讲话稿，供他在召开国民党军师以上集训团会议时演讲之用。谢和赓接到任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拟出了初稿。为确保稳妥，他将稿子交给了李克农，请他转呈周恩来校阅。
次日，当他取回原稿时，只见周恩来将其中指责国民党军脱离群众等过火语句约两千多字给删除了。谢和赓心里很激动，一旁的李克农说：“你看看，恩来删掉的都是本着白崇禧 的地位———军训部长，而不是副总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谢和赓连连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改得太好了。感谢恩来同志呀！也感谢你！”
后来，谢和赓在见到李克农时，又谈起这件事时，李克农还笑着说：“你看看，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你真幸运，有党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战无不胜’是我党对中国革命的最大信心，我们每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信心！”
和李克农有着长期秘密联系的谢和赓，此时在桂林，更直接受李克农领导。当然，这种关系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属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核心机密。除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任何人也不清楚谢和赓的真实身份。
一天，白崇禧叫来谢和赓，爽快地对他说：“和赓，你一直干得很不错。任上校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派你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兼绥署政训处副处长，授你少将军衔，你看如何？”对此，谢和赓早有耳闻。桂系少壮派潘官之、邱昌渭等对他“紧跟白崇禧”早已不满，在李宗仁面前吹过风，建议将谢和赓提升为“少将”，明升暗降。
谢和赓心想：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白崇禧的身边”，离开了白崇禧，也就是离开了桂系上层，这是中央所万万不许可的。想到此，他静静地说道：“副总长，对于您的知遇之恩我万分感激。但我不愿意离开副总长，您不是要我重视全国的回教工作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原来，谢和赓曾经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借办“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为名，向绥、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宣传白崇禧的思想主张，联络马鸿逵、马步青等人，以组成联合回教势力，和蒋介石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抗衡，实现白崇禧做“中国凯末尔”的幻想。
白崇禧听谢和赓这么一说，遂不再勉强：“好吧，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你讲的这些，由我向德公（李宗仁）报告好了。”事后，谢和赓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和赓，你可真聪明，你这才是真正执行了周公（周恩来）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的身边！’”
谢和赓还有一位美丽俊秀、多才多艺的妻子，艺术大师徐悲鸿曾多次称赞她为“中华女杰”。她，就是影星王莹。
王莹，1915年生，安徽芜湖人，和李克农是同乡。她早年生活坎坷，历经磨难，但心怀大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她早年投身艺海，以其卓越的才华，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演员。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成立，著名剧作家洪深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王莹任队委，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的领导。武汉沦陷后，队长金山和王莹一起率队来到“文化城”桂林。
金山，1911年生，祖籍江苏苏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被认为是同赵丹齐名的著名男演员。他也是李克农手下的一位奇兵。桂林的谢和赓，身为国民党上校军官，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而不幸的个人婚姻却在时时煎熬着他，真是度日如年，痛苦万分。王莹来了，给他带来了青春、热情和希望。
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谢和赓对这位著名的女演员由尊敬而转为爱慕，王莹也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谢秘书充满了好感。
谢秘书人品不错，可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啊！自己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念及此，王莹又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进退维谷。
李克农帮忙解开了这个结。
平生最爱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敌演剧队二队受中共委托，准备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号召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和后方难民。但这需要向白崇禧申请出国护照以及批发旅费。
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谢和赓头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剧团的申请报告上，大笔一挥“照此办理”，一大笔款子就到手了。手续办妥后，兴高彩烈的谢和赓带着批示原件， 去找王莹和金山二人过目。
正当谢和赓拿着批件，坐车向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时，忽然，在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谢和赓透过车窗发现了身着长衫的李克农，只见他和王莹、金山一起，正有说有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处长的关系！”谢和赓知道，自己和李克农的关系，中央有明确指示，决不能暴露给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机急转弯。
可到处是人流，汽车无法掉头。
无奈，谢和赓只好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们。可被称为“只眼先生”的李克农，这时眼睛却尖利起来，一眼认出了车上坐着的他。李克农的沉稳老练、认真严谨是出了名的，这时，却因一时激动，打着手势向谢和赓走来。
谢和赓只好磨蹭着下了车。李克农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那种亲热劲儿，完全是党内同志之间所独有的。一旁诧异的王莹和金山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谢秘书和八路军的李处长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谢和赓忙把白崇禧的批复拿给大家看，三个人都很高兴。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该怎么办。李克农说：“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临分手时，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王莹也用芜湖话亲热地说道：“谢谢你，活根同志！”（芜湖话将“和赓”念成“活根”）
从此，两人神秘的面纱一抹而去，真心相爱了。
而李克农呢，因为“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红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而受到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 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耍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和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赓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