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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觉得十个人中会有六个人喜欢你吗，你有没有这个自信？
陈道明：过半数就足矣了。我觉得作为演员有自信是个非常原始的因素，面对褒贬，心态健康很重要。 演艺圈是种生态现象，适者生存。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最具男性魅力的演员，这一方面是对你表演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很有人格魅力。
陈道明：观众中有几个真正知道演员人格的？太少了，演员呈现给观众的只是表象。有的演员演了英雄人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角色从荧屏上走下来会是什么样，在生活中他也许不是英雄。所以说所有的演员在媒体上说的话都是经过“整容”的。
记者：那你今天说的话是经过整容的吗？
陈道明：应该说是整容不大，还没在我整容范畴中。演员做一些表面文章是职业需要，在所难免，演员就是一个需要宣传的职业，但要是适度，过了就变成作秀了。所以希望采访我的记者在写作的时候要把我说的话写完整，有些记者经常会断章取义，本来你说了正面也说了负面，但他把负面摘去了，这是好意记者。还有一种不好意的记者，只留了负面的内容。其实真正的媒体是演员的监督者，而且是良性的监督者，而不是猜忌、炒作，娱乐记者更应该是演员的鞭策者和监督者，给演员营造好的环境和氛围。但是由于报纸竞争的因素，迫于各方压力，有些记者不得不去做他排斥的文章。按照人的本性，观众都有好奇心和偷窥心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记者：你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你关心这种所谓“谈资”吗？
陈道明：我不关心。我连电视都不看，我们家没订报纸，厕所文化更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我是个保守主义者，体现在我比较关心过去和历史。
我永远当不了‘火车头’
记者：你不属于那种前瞻式的人？
陈道明：不是，所以说我当不了“火车头”，也没有人把我当“火车头”。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第二三节车厢上的人。
记者：事实是，我问过很多学表演的学生包括年轻的演员，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他们很多人的答案是陈道明。
陈道明：你应该把“很多人”改成“一些人”。我觉得大家可能把我“物化”了，并不真的代表我就是第一。
记者：你在拍《末代皇帝》那会儿，想过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演员吗？
陈道明：没有，这也是令我欣慰的一点——从来不给自己假设，不管是金钱假设还是名誉假设。我从来没有目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觉得一些东西很好玩的，是在我操作范围内就会去做。像有国外影片找我，很多人认为是机会我却不去拍，我觉得中国这块土地够我发挥的了，不想走什么国际路线了。我是没有太大抱负的人，我不给自己画地为牢，也不给自己格式化，自然成长最好。
我觉得人努力就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变形，奋斗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牺牲。就像人推门推不开的时候姿势肯定会变形（很形象地用肢体语言向我们示意），不用那么大的力，推门时会很绅士。我尽量保持不变形，这样生活才比较安定。我做不到大隐于世，顶多做到小隐于民。
记者：能达到这种不变形是有条件的，比如有的演员没有名气，甚至生存都还不能保证，他肯定会很用力地往前冲的？
陈道明：（深有感触地）是难，但我觉得这和人的天性有关。我能一个礼拜不出家门，可以一两年不拍戏，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
记者：事实是这两年你拍戏的节奏比较快？
陈道明：这不是我耐不住寂寞，而是制片人不放过我。这些年我看剧本的量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以前别人是拿着红缨枪要我上戏；而现在是拿着枪对着我，甚至说我要不上，他们就举枪自杀。像昨天过中秋节，好几个人又找到我，说如果我不拍他们就要自杀，因为戏已经卖出去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改剧本，改好了我就上，不行我还是不上。
记者：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掌握让他们“改”的话语权，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权利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话语权都被重视的。
陈道明：现在不需要改的电视剧本有吧？（但是如果你没有现在的名气和号召力……）我觉得这是演员的权利，而不是名演员的权利。不接受的人只能说他是势利眼，不能说提意见的人是不对的，如果是很好的创作者，不论大小演员的意见他都该考虑。
记者：有时候话语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比如在《中国式离婚》北京记者会上，因为摄像记者阻碍了演员跟文字记者的交流，所以你带着主要演员从主席台下到了记者席。不是所有人都敢这么做的。
陈道明：那天我确实有些恼火。可能别人比我有涵养，我想说话时就说，没有心情说的时候别人逼着我说我会很难受。我天生不怕得罪人，如果有一天媒体电视台要封杀我，我大不了就不拍戏了，相安无事。我做过休息十年的准备，也做过大家都围着别人转，自己被冷落的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职业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观众觉得我不再重要时我就不会再演下去了。我没有要死在舞台上的高尚境界，我肯定是死在家里，我是能少干一点就不多干一点。
在自我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记者：想到有一天自己不再是焦点，不再被人簇拥，你害怕过吗？
陈道明：我不怕，因为我已做好了准备，那时的心态跟现在不会有什么改变，读读书、发发呆、遛遛弯，绝对不会失落。我经常跟朋友聊起有一天我不想做这行了做些什么。
记者：那你想做什么？
陈道明：争取做个好老头。（笑）一个胸无大志的好老头。
记者：包括做一个好父亲吗？
陈道明：我现在就是好父亲。
记者：是好丈夫吗？
陈道明：好丈夫不是，（很诚恳地）平时照顾家里不够，也不干家务活，只能说是心态上的好丈夫和好父亲，行动上付出的比较少，有点愧对吾家。
记者：既然意识到了，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一下？
陈道明：我觉得我一改变，别人会觉得很怪，这样会给人家惊着，所以还是按习惯行事吧。我说的都是实话（身子很放松地向后靠着，笑得很自在）。
记者：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陈道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Yes；sir。（你在家里也很霸气）不霸气，因为家里人都愿意我作主，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作主了。
记者：大事管，小事也管吗？
陈道明：小事不管，小事管不过来。 （话音未落，陈道明机警作出反应，语气中带着调侃）你开始开我家的防盗门，试图拿钥匙往里塞。我说得对吗？我不能把我们家的事都公诸于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跟朋友聊天也如此，从不谈私事，从不谈他人事，我不议论这行里任何人的好与坏。
记者：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道明：枯燥无味。在家里，经常往椅子上一坐，发呆。
记者：那太太和女儿没有意见吗？
陈道明：没有意见。他们已经适应了一个枯木头立在家，如果枯木突然有一天滋润了，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对劲了，一定是哪漏水了。别说是在家，就是和朋友在一起，也很少说话，要不看剧本要不看书，要不在网上，他们都难以忍受我的枯燥单调。我从来不上街，不知道潮流是什么，不管在哪拍戏都在外景地和酒店两点一线间往返，但从没觉得乏味，在我的世界中生活其乐无穷。
记者：但有些乐趣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的？
陈道明：是跟家人分享啊，现在有多少男人是情愿天天呆在家里的！这对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愉快。我是很稳定的，很享受这样没有欲望的生活，无欲则刚，有些话也敢讲了。调整好的这个心态是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
记者：太太和女儿的生日你真的不记得？
陈道明：怎么会呢！我都记得，而且都会献出我的宝贵礼物。9月份太太刚过完生日，我送了一个价值四万多元的吊坠。
记者：你的生日太太也记得吧？
陈道明：我的生日我倒希望他们不记得，过生日太麻烦。太太和朋友给我买了好些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比如烟斗，还有送我很贵重的笔，我家的笔可以拿箱子装。但这些是心意，我还得假模假势地领了（很温暖地笑了）。人生就在这很多无奈中消去了很多情感，慢慢地使我们麻木了（带着方鸿渐式的感慨）。
记者：《中国式离婚》播出期间，我看过一个采访编剧王海和蒋雯丽的电视访谈节目，其中主持人和王海一致认为你有一场戏演得不太自然。就是最后一场戏，宋建平和林晓风亲吻，据说这是你的荧屏初吻？
陈道明：（很释然地笑）我把初吻献给了蒋雯丽。拍那场戏我感觉很痛苦，那天蒋雯丽涂了很多唇膏，我享受不了那味儿。（所以主持人说由此看出陈道明生活中是个不接吻的人）是吗？谁知道我接不接吻啊？我觉得那场戏是可以不真吻的。我知道自己演得不太自然，他们批评得很对。
记者：戏播出了，你更在乎肯定的说法还是否定的？
陈道明：肯定否定都不想听。就像我小时候上学的心理一样——老师千万别当众表扬我，那会让我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杂质；也千万别当众批评我，那会让我尴尬，因为我知道错了。没人理我最好。所以我拍过的片子从来不看，就像大师傅做完菜，往人家面前一端等别人来品尝就完成任务了。
记者：大师傅也分等级，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特级“厨师”？
陈道明：不是，准确讲是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平时在家做饭吗？）从来不做，我对吃也不讲究，我可以三个月顿顿吃炒米饭，还不腻。我最爱吃的往往是最廉价的，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越简单越好。我的生存欲望比较低。
记者：可以说你的生活质量也比较低吗？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对物质生活质量有自己的要求，我爱干净，而且非常在乎住的环境，一定要非常舒服、干净。（舒服未必奢华？）对，必须能让我在那里长时间呆着，要说物质的这个要求很高。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边儿，自在就是精神世界。精神自在有很多表现方式，比如家里装修我一定是和工人一块干的，我喜欢这些，我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弄得一身土，而且从早到晚盯着，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愉快。
体味婚姻的模糊之美
记者：《中国式离婚》提到三种背叛：身体的背叛、心的背叛和身心的背叛。剧中刘东北认为心的背叛是最致命的，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陈道明：我说过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我的理解绝不代表别人。有的人认为只要对方人不走就行，无所谓哪种背叛；有的则说你敢碰别人一下。性格导致婚姻的最终结果，没有标准可言。
关于情爱的话题道不明，从有了家庭史就无法谈清。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的人会对婚姻有不同的解释。现代社会恐怕有很多人愿意当第三者，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感情历程，不像过去人们觉得婚外情是一种耻辱。就像歌里唱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而有的人就不行，恪守妇道，恪守礼教。所以说中国的婚姻有殖民地的，有半殖民地的、有封建的、有现代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的婚姻理念是混杂的。
记者：都说夫妻相处是门学问，婚姻需要大智慧。我并不想让你以婚姻专家的角度阐释这些，只是想让你以一个在婚姻中的普通人谈些切身体会？
陈道明：每个家庭的婚姻体会都不一样，婚姻中讲的大智慧都是虚的。在爱情和婚姻中有时需要模糊，不要总问为什么？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了？你会在模糊中看到一种美丽，不是别人的美丽，是你自己的美丽。在婚姻中最好难得糊涂，我并不是中庸，不相信模糊主义者，一定要去清晰化，未必有好的结果。
记者：如你所说不同年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到中年的你怎么看待家庭和婚姻？
陈道明：婚姻和家庭对于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压力。我挺自在的，压力都是自己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