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logue
帕维尔：人死后剩下什么？
克日什托夫：他做过的事情。
——《十诫，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的论调越来越趋向于悲观绝望。有些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还有些则关于他自己。在1994年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他表示：“电影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电影有它的价值。因为当时大家都反对极权制度，即使是在电影接受严格审查的时期，我们说的故事大众都很容易理解。现在，观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想要看什么，我们拍电影的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了。”他越来越厌倦电影的制作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选角和剪辑这两块除外：还是在那次电视采访中，他说写剧本是个漫长而又单调的事，寻找外景地显得沉闷乏味，而拍摄也很无聊。“我只怀念剪辑台。”他总结说。
观众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得到享受，他自己却累得不惜告别这门艺术，这个矛盾很难调和。他曾对达纽西亚·斯多克说：“我拍电影是因为我真的别的什么都不会。这是我以前做出的一个差劲的选择……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一行太艰难了：成本高，很累人，相比付出的努力，得到的满足感却少得可怜。”［1］《影迷》中菲利普拍电影时体会到的那种喜悦感此时已经荡然无存。制片人马林·卡米兹曾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有种不断折磨着他的自觉性：“我知道他视《红》为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也给他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能不能走得更远，继续拍电影是否只会是冒重复自己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问。”［2］
第50节：结语（2）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有组织的宗教从没有太多的兴趣，并且也从未公开表示过这方面的兴趣，但从他后期作品中却能看出一种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人称他为“道德家”，但他拒绝了这一标签；于是对方又问他能否算是“形而上学者”，他耸了耸肩，回答道：“随你说吧。”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实并未真正离开，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便是因为他也有可能信奉的那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状态——正如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所说的，那种“我们眼睛所见之外一定还有更多东西”的观点。
具体来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尚未开拍的三部曲计划，以及一个以他命名的法国青年电影人奖。他生前已和彼埃西维奇一同开始了《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剧本工作。《天堂》的故事以意大利为背景，剧本由彼埃西维奇完成（他在1998年8月还告诉过我，他当时手里还在写着《信仰》《爱情》这两个剧本）。哈维·温斯坦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告诉他：“我有个关于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想法，分设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天堂和炼狱我还不确定会放在哪儿，但地狱应该会是洛杉矶。”［3］
在巴黎，马林·卡米兹的MK2电影制作公司在1997年设立了一年一颁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奖，面向16岁至26岁的年轻电影人。候选人需要递交三个长度在五页之内的剧本，主题分别是“公民权”、“尊重”和“正义”。根据最终胜出的剧本，MK2会投资拍摄三部短片，并在自己的院线安排放映。1998年的比赛又有了三个新的主题：“给予”、“获得”、“分享”。
如果基耶斯洛夫斯基泉下有知，可能会为这一奖项的设立感到欣慰，他自己当初也为教授电影学生而耗费心力。他不仅在母校洛兹电影学院教导演和编剧课，还在卡托维兹、柏林、赫尔辛基、瑞士等地授课。1995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一列火车开往某地，电影车厢十分拥挤。为了能让别人也上车，必须有人下去，给大家腾出地来。”但是，对于电影世界来说，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离去并非腾出空地，而是留下了一片永远都无法被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