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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喷的油漆味和刚涂过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说明一位指挥官缺乏信心。”我对他们说。
“我讲话会很坦率，”我说，“我会时常使你们气恼不已。”使人们感到气恼，这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当我同约翰·帕多和那个吃了败仗的训练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的感情受过刺伤，那会对工作大有裨益。
最后，我试图表达一下我对陆军的热爱。“在陆军中供职是开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该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时间来与家人在一起。除非绝对需要，我周末从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们加班。若发现有谁在考勤簿上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讲出理由来。请记住，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任指挥职务，大概也是我的最后一任，所以让我们干得开心一些吧。”
我来德国没两天，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到盖尔恩豪森旧地重游。我只带了我的助手布鲁斯·斯科特。到那里后，我们驱车去我所熟悉的科尔曼兵营，把车停到D连营房前面。该连连长迎接了我们，陪我们到连部办公室。这当儿他喋喋不休地汇报着连队当前的工作，我却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如此这般穿上了将军制服的当年的少尉，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当年熟悉的面孔包围着，他们中有汤姆·米勒、“红脸”巴雷特、军士爱德华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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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迁。琳达回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迈克在陆军中服役，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们搬进军长宿舍，让安妮玛丽入读美军家属的法兰克福中学。我们的住房很像敌国边界线上的哨卡。它位于一个叫巴特维尔贝尔的郊区，距我的办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狭小的两层楼，有一名勤务兵照应。一个洗手间被改造成装甲掩蔽部，如果发生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就得躲在里面，直到有人来解救。我们的住房四周装有铁丝网，房子前面是一间警卫室，宪兵一天24小时从它那只能由里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视着我们的住所。这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在我看来，整天盯着将军的房子，除了偶尔能看到安妮玛丽晒日光浴以外，这对不到20岁的士兵来说是再乏味不过的事了。为了调剂一下这种单调的工作，我带一名警卫乘直升机到格拉芬沃尔去了一趟。我问他，当兵营中的人知道他要随军长一道出门的时候，他们要他向我提什么问题。他欲言又止。“说吧，孩子，”我鼓励他，“不要怕。”
“嗯，长官，”他说，“是跑步的事。”我常常到野地里去跑步，而只要我一出发，就会有一两名身穿运动服的宪兵冲出警卫室，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跑。这位警卫继续说道：“他们想问您是否知道在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宪兵主任总是要挑几个人穿好运动服等在警卫室内。万一您出去跑步，他们就跟上。”
我嘴上什么也没说，但这种做法正是我所痛恨的那种过分之举。某些可怜的士兵在本该休息的时候，却不得不整天守候在那个小屋子里，只是为了别放过军长可能出去跑20分钟步这种偶尔为之的事情。应当承认，安全是一个难题。我到任的前一个月，恐怖分子就在法兰克福军人商店放了炸弹。但是，我跑步的时间没有规律，路我也每次不同，而恐怖分子搞袭击，靠的是他们的袭击目标活动的规律性。我几天以后才提起此事，为的是不暴露我的消息来源。我要宪兵主任取消这种做法。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我遭到袭击，那不是他的责任。看他那表情，好像并没有被说服。
出于安全考虑，我用的是一辆白色“奔驰”380SE防弹车。参谋军士奥蒂斯·皮尔逊是我的司机。这位来自亚拉巴马州乡下的黑人士兵是个瘦高个儿，长得很英俊，不大爱说话。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是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对他的影响而来到部队的。现在陆军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鲍威尔家的一员。奥蒂斯以前为我的前任萨姆·韦策尔开车。韦策尔酷爱运动，同德国上层人士交往很多，有时还是一些奢华的狩猎旅馆的宾客。因此，奥蒂斯花过很多时间为韦策尔从树林中捡拾猎物。无论是韦策尔交往的一帮人，还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欢打壁球和修汽车。而这两样都正是奥蒂斯的所爱。我来德国后，买了一辆几乎全新的“宝马”728，我们两人就玩起它来了。我喜欢像蝙蝠似地冲出巴特维尔贝尔的车库，在我的警卫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使这辆“宝马”以105英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来。
虽说西德人很乐意享受驻扎在他们同苏联人之间的美第五军（有7．5万人）为他们带来的安全，但是他们会更乐意我们呆在兵营里，到爆发战争时再出来。坦克和运兵车破坏着公路不说，我们的装甲车队常常使西德人的“大众”汽车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直升机整天在头上发出可怕的轰鸣，而且还常常干扰民用机场上飞机的起降。德国的环境保护组织“绿色组织”尤其讨厌我们。在第五军驻扎的黑森和莱茵兰—
普法尔茨这两个州，“绿色组织”的势力很强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装甲师师长汤姆·格里芬少将的电话。头天夜里，“绿色组织”在坦克训练场中央种上了一百棵小树。“将军，我要把它们挖掉。”格里芬对我说。
“别忙，汤姆。”我说。在德国是不能随便把树毁掉的。我们把树挖了出来，移栽到住宅区。后来，格里芬又举办了一次类似“地球日”那样的庆祝活动。我们邀请了当地政要、报界和绿色组织人士参加，但“绿色组织”拒绝了我们的邀请。不过，我们感谢他们帮助我们美化了我们的环境。正如我从温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学到的，只要动动脑筋，就可以把不利化为有利。
我还记得，1958年汤姆·米勒上尉派我去守卫那门280毫米原子炮时，我是多么自豪，直至我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丢了我的9毫米手枪。那时，作为我那一级军官，我根本不会想到核武器在战场上的妙用。我只是一个空降别动队员！只知道简单地回答“是，长官！”28年之后，我已身居指挥岗位，与属下的高级军官在进行打退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进攻的演习。我的作训处长杰里·拉瑟福德上校，正在图板前用教鞭解释说，如果敌人越过豪纳河和富尔达河，向福格尔斯贝格山脉挺进，他们就会进入莱茵河流域。那里是一马平川，敌人可能长驱直入，直奔威斯巴登和莱茵河的几座大桥。这样，北约部队就会被拦腰截断，敌人就会转而北上，直指英吉利海峡。“所以说，我们可以防守的最后阵地就是福格尔斯贝格山，”拉瑟福德解释说，“如果敌人真的到这里，那可能就需要请求使用核武器了。”
“把你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给我说说。”我说。
“我们将用‘长矛’导弹和火炮发射的核弹来打击他们，核炮弹的杀伤范围刚好够封锁道路，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部队行动。”
“那么老百姓呢？”
“那里不会有老百姓。”
“他们到哪里去了？”我想知道个究竟。
“计划让德国人呆在村子里，别妨碍我们发射导弹。我们只袭击森林地带。”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假若你是一个德国老百姓，你刚从紧急广播里听到俄国人要来的消息，而别人让你呆在家里，别碍美国人的事。你说心里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一点，我想你应当很清楚：黑森州和莱茵—普法尔茨州的每一辆‘宝马’汽车和‘大众’汽车都会装得满满的，连他们家的狗也放到车上，然后朝西开去。”
我们所谈论的不是往十字路口发射几发炮弹。不论这种核弹的当量多么小，我们都是越过了核门槛。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弹，将成为自广岛事件以来最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决定之一。俄国人肯定会报复，战争还有可能升级。到那时，世界心脏的跳动会有短暂的间歇。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重新考虑这种小型核武器的实用性了。数年之后，当我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我对于应当如何处置战术核武器有了新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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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顿下来了，一切都很舒适。凡是我需要的东西，我的副官布鲁斯·斯科特和我的能干的秘书朱迪·雷奥姆都想到了。雷奥姆在我之前为第五军的好几位军长服务过，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问题。离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几英尺的一间舞厅改成了壁球室，我每天都要在那里同其他军官以及我的司机奥蒂斯打球健身。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艾布拉姆斯大厦，很想把我们以前损坏的地方修复起来。我让随军的工程师们找到了1928年的原设计图纸，从五角大楼请来了乔·皮萨尼，让他像我们在艾森豪威尔走廊里所做的那样重新设计一下。大堂恢复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模样。我不许人们为了给汉堡包店装排气扇而把那些有着漂亮线条的铅皮玻璃窗搬走。这项恢复原貌的工程一直进行到我的接班人杰克·伍德曼西中将的上任才完工。
不过，我的另一个想法——找到一个以前曾给司令部后面的大院增光不少的裸女雕像，并把这尊很好看的雕像归回原位。那雕像是1947年在一位十分守旧的上校夫人的坚持下被搬走的——却是在伍德曼西之后又过了两任才实现的。
看到五角大楼取得的预算胜利使驻德部队的状况明显改善，使我深感欣慰。多亏有了里根—温伯格的强兵之策，我们第五军才能得到现代化装备，部队的生活环境才能变得比较舒适。到这时，全是志愿兵的陆军已经满额了，而且我们接收的新兵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当我属下的指挥官抱怨他们的满员额已降至百分之九十八以下的时候，我只一笑置之。他们这么快就忘了仅在几年前还不得不接收四类兵（最低限度的新兵水平）的状况了，也忘了满员额常常在百分之七十以下的时候了。我并不热衷于带兵打仗。但是，一旦战争到来，阿恰洛夫同志和他的红军部队定将面对一个极强的对手。
玛丽贝尔·巴杰坚持给我寄晚一个星期的《华盛顿邮报》，但我不知为什么对于首都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不再那么焦虑不安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自打我离开华盛顿就没有再回头望它一眼。
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位杰出的军官——美国驻欧洲所有陆军部队的指挥官格伦·奥蒂斯将军。他也是北约组织的一位指挥官，统率中央集团军群。奥蒂斯辖下有美国的两个军：我的第五军和我儿子迈克所在的第七军。第七军军长是安迪·钱伯斯中将。我接任第五军军长一职后，这两个军都处在黑人三星将军的指挥之下。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谁都没注意到这一点。这说明陆军对于种族区别已经是多么地不在意了，它也可以很好地纠正欧洲人对于美国的种族关系的误解。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像要塞的地方，我家在法兰克福的生活却是其乐融融。除了在野外演习期间外，我通常都是下午5点钟下班，打一会儿壁球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处理一点公文，便可以休息了。午夜不再有值班主任报告国际突发事件的电话响个不停了。若是打个比方的活，可以说我是由热锅上跳进了安乐椅。在业余时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在奥蒂斯的帮助下修理我那辆1982年“宝马”牌车。
不过，社交活动的负担却相当重。我常常同某位市长一起坐在讲台上，或者到德美文化中心剪彩。阿尔玛至少是4个妇女组织的成员，那些组织的名字很难念，诸如斯托伊本舒尔茨协会，等等。但是，让别人来为你做你以前干过的事情，如当勤务兵和马夫之类，那还是很开心的。每逢有募捐活动，人们总是希望我率先作象征性的捐款。每逢军官俱乐部举行慈善拍卖，人们总是希望阿尔玛和我第一个出价。
在每年一度的献血活动开始时，军部的军医主任希望我先捐第一滴血。我随他去医院时，后面跟着一批军报的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