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疵馗苫睿砩�8点钟才回到家里，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他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的态度。
当然，人们也总会梦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么多汗就赚到钱。我记得我父亲常常在清早给我姑妈打电话，挺自信地说：“贝丽尔，今天咋样？4—3—1？嗯。只赌头号还是赌一对？OK。就赌50分钱。”然后，彩票兜揽人就来收取押宝钱。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也许会中个头彩。
1950年，我进了莫里斯中学。原先上小学是出家门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门往右拐，要过几个街口。姐姐上的是莫尔顿重点中学。在父母敦促下，我本来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学，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可是升学导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批了“我们不同意。”莫里斯中学则是普通中学，来者不拒。
这时，我依然是胸无大志，没有奋斗目标。我喜欢的事是跟小伙子们逛马路，“散散步”。从凯利大街溜达到163街，绕到南林荫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后回家。星期六上午，我们照例上蒂法尼剧院，看看连续剧，再加一场两片连映的牛仔电影。
星期天上圣玛格丽特教堂，那里有我家的专用座椅。爸爸是资深的教堂俗人执事，妈妈是祭坛管理组组长。玛丽琳在儿童唱诗班弹钢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参加衣物和食品义卖及舞会，在舞会上可以尽情地跳舞，唱即兴歌，喝一点点酒，甚至跟教士们共饮一杯。
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间，我在犹太教堂开灯和关灯，好让安息日做祷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静的规定；做这点工作，我可以挣到一枚25分的硬币。对于教堂，我当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它们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买加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一样，都有尖顶、祭坛、教士法衣，人人挤在里面焚香跪拜、划十字。我认为教堂越高，离上帝也越近。圣诞节里，我们的威顿牧师把圣玛格丽特教堂装饰成一个神奇的地方，点着蜡烛、彩灯树、挂着彩带和花环，摆上冬青树。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我是一个教徒，但不是圣徒。由于我父母都是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个夏季，威顿牧师挑选了我去参加教会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举办的夏令营。一到那里，我就遇到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一天夜里，这几个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买了啤酒。为了把啤酒凉一凉，我们把它藏在厕所马桶水箱里。可是这个秘密很快被人发现了。当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厅，既不威胁也不责难，而是问有谁准备承担责任。谁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认错？我们干了坏事，当时只要不吭气，也许就蒙混过去了。但是教士的话打动了我。我站起来说：“神甫，是我干的。”我坦白以后，又有两个初露头角的小坏蛋站起来做了忏悔。
我们被打发乘次日火车回纽约。关于我们的罪过的传言比我们走得更快。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进凯利大街，仿佛是一个重罪犯要登上绞刑架。一到952号，就看见妈妈，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满脸怒容。她数落了一番之后，爸爸又开始了。我心想这顿臭骂准会永无完结，这时威顿牧师来电话了。是的，这些孩子做了坏事，但是他又说：“你们的科林主动承担了责任，他的榜样带动了别的孩子承认错误。”我父母一听，怒气顿消。我一下子从少年罪犯变成了英雄。童年经历的这件事，使我懂得了诚实可嘉，从此永志不忘。
平时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看到我被赶出了教堂夏令营，还知道有一次我父亲抓到我在山姆·费奥里诺修鞋店里玩扑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们眼里的身价一下子抬高了。以往，这帮小伙子总认为我尽管还算不上是女孩子气，但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14岁那年，有一天我母亲派我去邮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尔商店——一家婴儿用品和玩具店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我勾勾指头。他用很重的犹太人意第绪口音的英语问我：想不想挣几块钱？他把我领到店后门库房一辆卡车旁，让我帮忙卸圣诞节用品。这个老人叫杰伊·西克塞尔，是商店的老板。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检查我干得怎样，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把东西卸完了。“嗯，是个干活的料，”他说，“你明天还愿意来吗？”这一天开始了我少年时代跟西克塞尔商店的多年联系。
这家商店的许多顾客是犹太人。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学会一点意第绪语。有时，店主的关系户来谈生意，西克塞尔就招呼我说：“科林，带我的弟兄们上楼，请他们看看楼上的好货。”我领他们上二层楼，他们很放心地用意第绪语交谈：喜欢哪个型号啦，打算付多少钱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不懂。于是，我客气地告退，下楼向西克塞尔报告情况。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报，心中有底，一上楼就把买卖谈成了。
我在这商店打了几年工以后，西克塞尔有一天把我叫到一边说：“科林，你明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你还是要上学。别对我这个店指望太多。”显然，他以为我卖力工作是为了入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把他的这番话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意识，什么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在早年岁月中，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在“香蕉凯利”街上谈不上少数民族。那里有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当时说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维克多·拉米雷兹、沃尔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亚、墨尔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属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们楼里有电视机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们都挤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尔顿·伯尔②的节目；星期四则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们认为后一个节目很精彩，是最好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时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视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样的人。
①Negro一词现在往往被认为带有贬意，很少使用，一般称黑人为Black。——译者注。
②米尔顿·伯尔是美国当时的著名喜剧演员。——译者注。
③《艾莫斯和安迪》是美国电视连续剧，由两个白人演员演黑人。——译者注。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两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可是我没有听从那一召唤。
在另一个领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练。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粗俗的教师。街上的男孩钱夹子里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颜色发黄、易裂的老货。中学时期，我跟街坊上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早恋。有一次我邀请她参加我家一次聚会，我姐姐一晚上尽取笑她。她走了以后，姐姐说：“那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尽管我们姐弟间老斗嘴，姐姐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里并不美，她对我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了，于是，这段浪漫史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终于成为好学生，可是在中学阶段谁也不会预言我是这块料。在学习成绩上，姐姐玛丽琳一直是鲍威尔家的模范。她在沃顿中学是优等生，在布法罗学院仍然出类拔萃。因此，由于姐姐的榜样，也由于父母对我的期待，尽管我中学毕业时的总平均分数只有78．3，但我还是考虑上大学。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装商品或者给服装钉扣子；受了教育，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在我们家族中，不少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功成名就。在远近亲戚当中，一位表兄亚瑟·路易斯先在海军当兵，后来当了美国驻塞拉里昂大使。他的弟弟罗杰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建筑师。维克多·罗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师。詹姆斯·沃森是美国海关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女助理国务卿。他的另一个妹妹格雷丝是教育部的官员。还有一位表姐多萝西·克罗珀是纽约州申诉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莱雷特·福布斯是最后一个从牙买加移民来的，她当了护士，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学。我姐姐的女儿莱斯莉是一个画家，有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位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是内萨姨妈的儿子，在卡特政府中当过高级政治委任官，现在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有知识修养的职业者。有的人在纽约地铁当司机，有的人做小买卖，有的人干杂活。然而，他们都是能使家庭丰衣足食的好父母，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