菔灰患蹹C—3飞机，大概是学得不大好，在一次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夏威夷的途中失踪。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盼望我们的“苹果酒乔伊”有朝一日会依旧红光满面地出现在夏威夷的怀基基海滩上。
我在德文斯堡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战斗群司令部的联络官，主要是为主管作战与训练的第三科科长理查德·埃利森少校当“听差”。埃利森是个和蔼的爱尔兰裔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比我在德国时的多数上司都高明一些。战斗群群长是罗伯特·厄特利上校，为人古板。副群长托姆·根德隆上校原是有名的第一步兵师的老兵，他一举一动、呼吸、睡觉都离不开第一步兵师的老传统。他按照第一步兵师的将军们的名字给他的儿子们命名，只是由于他妻子坚决反对，他几个女儿才没享受这一荣誉。他动不动就说“你只有照步一师的样子做，准能做好”。这几位长官凑到一起，真够热闹的。
“苹果酒乔伊”、厄特利和根德隆之间，经常冒出不同的意见，好意见、坏意见、荒唐可笑的意见，什么都有。可是埃利森聪明机智，善于周旋，能拿出好点子，避开馊主意，把最令人难堪的意见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还总能让几位上司都高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埃利森和妻子乔伊都善于交际，性情活泼，他们待我这个单身汉如同亲人。可惜，埃利森几年之后死在越南，他的早逝使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良友。
不久，我终于逃脱了联络官的差事，担任A连连副。连长不多久调走了，我第二次当了连长，但是中尉。我和各连的连长既是竞争者又是伙伴。我们彼此传授一些小把戏。例如，假若你发现连里床单缺了，就去医院垃圾堆或太平间去捡。那里有的是，捡回来一洗还能再用。
我在德文斯懂得了一个道理：竞赛不一定都是要玩命。我在连里组织了各种竞赛，不仅是体育运动竞赛，还评比最佳宿舍，最佳娱乐室，最佳武器保养等等，凡是能评分的都开展竞赛，给予奖励。竞赛越多，班、排和士兵赢得优胜的机会就越多。我自己是穿上军装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希望帮助我的下级也发现他们的自我价值。然而，我对“超级杯”式竞赛的兴趣却小得多，那种竞赛要求奥林匹克级的水平，参赛选手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训练。竞赛本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军人都树立自信和自尊。当普通的人付出了超出普通水平的努力就可以赢得优胜的时候，竞赛就是最健康的。
第二步兵旅是陆军战略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军由一些精锐部队组成，其任务是随时准备奔赴任何战场作战，它的英文缩写是斯特拉克（STRAC）。我们把斯特拉克既用作名词，也用作形容词，用它来表示随时保持良好状态，做好准备，具有集体荣誉感。例如：“排副，你排是斯特拉克吗？”
“是，长官，我排是斯特拉克。”然而，正像陆军里往往出现的情形一样，在这一方面也做得过了头。形式变得重于内容。注重外表整洁甚至超过了注重战备。我们用淀粉把作战服装浆得像硬板，为的是裤线笔挺。当地有句成语叫“打淀粉”，就是用条帚把拍打裤子，把裤腿拍开，这样，把腿伸进裤子时，才不至于擦伤皮肤。校阅时我们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穿裤子，扣上裤扣，拉上拉锁，最后穿上靴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军服笔挺，不起皱。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不了一个钟头，人人的制服都会变得满是皱褶。可是要保持斯特拉克，就不能不“打淀粉”，我干得比谁都强。这成了一个传统。
“打淀粉”不过是愚蠢传统的一个例子而已。越南战争之后，陆军努力取消种种无意义的做法。我们想让军人生活比较接近平民生活。改成了5天工作，周末休息两天。兵营现在不再像是宽松监狱，而是像大学校园。我们仍举行校阅，但目的是评估一个部队的战备水平，不会因为一个兵背水壶有一点不合要求就给处分。
我接受而且支持我们所作出的大部分有意义的改革，赞成取消“打淀粉”之类的无意义的做法。然而，传统和礼仪对于保持军人的神秘感仍然是必需的。它们能给年轻士兵灌输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我坦率承认，我怀念以往的某些做法。例如，连长原先有权处理士兵轻微的犯规，把处理结果写进一个绿皮的连队处分登记本，例如：“列兵拉索，未请假外出，罚款50元”，等等。今天，连队处分登记本没有了。为了惩处日常的违纪行为，你也得宣读一个“米兰达条款”①式的声明，提供证人，请律师，并报请上级主官审批。这一切听起来颇有尊重公民权的味道。可是它损害了小分队所必须具备的某种东西，即连排军官和士官的自主负责精神，一种家庭精神：像父母对子女一样关心年轻士兵，在他们走偏方向时就把他们拽回来。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制度下偶尔发生过滥用权力的现象。但这种制度的利大于弊。现在的情形，则像是家庭里每次发生厨房口角就把全家拖上家政法庭。处分权收到了上级司令部和律师们的手中，小分队就失去了原先的某种可贵的东西。
①米兰达条款，指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审E·米兰达一案时作出的规定，即必须事先通知被告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辩护律师等。——译者注。
过去，人事和薪饷是在营一级办理。如今有了电脑，这些工作都统一由上级处理，效率高而且省钱。可是，这种非人格化的服务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军官们对自己部属的生活过问得少了，给部属提忠告和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作用变小了。在某种程度上，电脑取代了官兵之间的人与人的联系，取代了他们借以凝聚在一起，保持高昂士气的家庭感。我还相信，上了年纪的当过兵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的连队食堂，那煤渣地基上的木房子，一头是厨房，一头是食堂，地上摆着野餐式的桌凳，一个角落是军官就餐的位置，另一个角落给军士们用。食堂门口放着垃圾桶，门外挂着一排拖把。今天，食堂都变成“大餐厅”了。我知道大餐厅比连队小食堂经济合算，然而，我依然怀念当年的连队食堂，人们在那小食堂里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充满战友情谊。当然，我这是让怀旧与现实混杂在一起了。在理智上，我知道今天的美国兵和美国陆军是优越的。可是，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我仍然透过模模糊糊的记忆，怀念过去的时光。
我担任A连连长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调到一个新单
位，第二步兵团第一营担任营副官。我又一次以中尉的身份担任了上尉级的职务。营副官负责人事、任免、升降、纪律、军邮以及“士气和福利”。我的新上司、营长，是W·C·艾伯纳西中校，他是阿肯色州人，沃钸塔浸礼会大学的毕业生，是个真正滴酒不沾的浸礼会教友，说话斯文，惊叹语不超过“哎呀！”一词。在他手下，我不能不谨言慎行。
艾伯纳西中校一点也不霸道，但办事认真，格外重视全营的士气。办理一名列兵晋升为上等兵，他要求得跟提升上校一样过细。发军饷必须按时。士兵们在野外挨冻时，必须送去热咖啡和热汤。只要发现一个兵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就一级一级追查责任。他并不是娇宠士兵，他对他们要求严格，执行纪律毫不留情。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关怀。
一天，中校吩咐我建立“欢迎娃娃”的制度。我一听感到迷惑不解。艾伯纳西解释说，每逢一名军人的妻子生孩子，要立即发一封营长亲笔签名信，向娃娃父母致以祝贺。再给婴儿寄一封信，欢迎小娃娃到我营做客。他要求这两封信在婴儿诞生的当天寄出。
我怎样才能知道哪个人要当父亲了？难道我可以让全营集合，命令：“谁的妻子怀了孕，向前一步——走！”然后盘问预产期在哪一天。我当时还是一个单身汉，这大概也影响到我干这件事的热情。不管怎么说，我办这桩差事拖拖拉拉。中校把我叫去：“哎呀，科林，你还没有办，真叫我失望！”他这和颜悦色的指责，比我在德国时挨“红脸”巴雷特一顿臭骂还难受。我一回到自己办公室，就马上着手这项人口统计工作了。
我不曾料想到，这项工作一落实，立刻得到良好的反馈。艾伯纳西的良苦用心使大家感动。娃娃的母亲回信，对丈夫的部队把她们看作是部队生活的一部分表示感激。娃娃刚出世不会说话，但可以想象到，母亲准会把第二步兵团第一营的欢迎信珍藏在孩子的档案本内。
艾伯纳西还给我上了有益的一课，就是要想方设法深入下层，接触每一个人。要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受重视，是大集体中的一分子。在从根本上说是粗线条的部队工作中，艾伯纳西做到了细致入微的关怀。当时军队里一般人的态度都是大而化之，谁想要老婆，就给他发一个老婆了事，而艾伯纳西却深入关怀每一个部属。
我对副官工作感到头疼，想重新当连长，成天向艾伯纳西唠唠叨叨。有一天，他终于对我讲了几句阴阳怪气的话：“你当过连长，而且当了两次，尽管时间不长。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你现在是第3次在上尉的职位上工作。既然如此，恐怕谁也不会再把你派回连队。”这话似乎是说我已经跳过了那一高度。我还是想当连长，但是艾伯纳西的话是对的。
1961年夏季，我第一次去牙买加，用我亲戚们的话说，是头一次“回老家”。德文斯堡的生活严肃紧张，但总不像在西德冷战前沿那样令人兴奋。我想找点新鲜事干干。我当时一月薪金是290美元，花了182美元买了一张去牙买加的往返机票。临行前，我回家查询家谱，弄清楚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以免闹笑话。
地球上还能找出两个地方像德文斯堡和牙买加一样相差那么大吗？转眼之间，我降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身前身后全是娇艳的鲜花，受到姑姑姨姨、叔伯姑舅和堂亲表亲们的热情欢迎，就像故人重逢一般。我在报名参军时，曾经填写过海外关系，仅父母的亲兄弟姐妹之中家在牙买加的亲人，就有28名。可是，我有点失礼。他们以为我是从富国来的“阔亲戚”，我却没有给他们带什么礼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热情接待，把我从一村送到另一村，一家接到另一家，从姨妈姨父到姑妈姑父，仿佛传看一件奖品似的。
我一到西印度群岛，就观察到家家是妇女当政。她们辛勤工作，循规蹈距，生儿育女，督促子女上进。某些男人却被认为是不怎么样。我见到了所有的姨妈姑妈，而见到的叔叔、舅舅、姨父、姑父却少一些。一天，我和表兄弗农·梅克尔一起开车到金斯敦城里去看望艾丝丽姨妈和威特姨父。我们遇到红灯停车时，弗农指着街角上站着的一个人说：“那就是你的鲁珀舅舅。”
“我想见见他。”我说。
“不行。”弗农回答。
“为什么？”我问道。原来，鲁珀似乎是麦科伊家的败类。玩了太多的女朋友，却又没钱糊口养家。弗农说的话是对的。
艾丝丽姨妈也不喜欢这个弟弟。
可是，他毕竟是我的舅舅，我还是去看了他。在这么多亲戚当中，鲁珀竟是格外有趣的一个。只要我花钱给他买兰姆酒喝，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花钱买酒听他讲故事，有3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我陪他喝酒太多，休假期的最后两天，不得不回到纽约皇后区家里休息，等头不疼了，才返回兵营。
1961年夏季，我3年义务服役期满，本可以离开部队，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离队。我是一个年轻黑人，除了当兵，别的我都不懂。我离队后干什么，跟我父亲进服装厂吗？以地质工作者身份去俄克拉何马钻石油吗？当时正是经济衰退时期，我留在军队，很快就可以一月挣360美元，一年挣4320美元，这收入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在军队，我的才干有多大，就可以走多远。在美国社会里，一个黑人从事任何别的职业都不会有这样多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我爱当兵这一行。
因此，我告诉父母我不回家了，这使他们诧异不已。
对于服兵役，美国黑人一向有一定的矛盾心情。多少年多少代，这个国家不曾为我们而战，还实际上拒绝赋予我们基本的权利，我们又干吗要为它而战？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甚至不能进白人享用的餐厅和一般生活设施，还叫我们怎样为它服务呢？可是，不论是受到珍重还是受到轻蔑，不论是受到欢迎还是仅仅受到容忍，依然有千千万万的黑人为这个国家服兵役，有史以来一向如此。在马萨诸塞州——我此前服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