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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鼓励大家一有机会就应为自己的国家报效出力。
何厚铧家族传38、牵挂桑梓回故乡
38、牵挂桑梓回故乡
澳门各界人士怀着惊奇的心情聆听何贤的新鲜见闻，他们听何贤演说早已不止一次两次，但这一次，人们好似第一次见到何贤如此地欢欣雀跃，兴奋不已……
正是怀着这种兴奋愉悦的心情，何贤在结束观光旅程准备经广州回澳门时，特地叫广州的管家，通知家乡岳溪的干部们到广州小聚会谈。
想一想，那该是“土改”结束后，何贤第一次同家乡的干部们接触呢。岳溪乡的干部们接到何贤的通知，自然是异常欣喜。岳溪乡党支部书记陈顺开、副书记陈细耀、乡长冯耀一行，即刻跟随曾替何贤管理渡船的退休工人初伯，到广州人民大厦七楼去见何贤。
这一行人中，许多都没见过何贤。也自然，他们都以为这个名声显赫的大富豪，架子肯定摆得不小，因而都有些惴惴不安。不料，初见何贤令乡人暗吃一惊，他们个个都估计错了！
这位大富豪不但衣着随便，人也相当随和，见到他们后满脸笑容连声说道：“请坐！请坐！我们是乡里乡亲，不必拘束，更不要客气。”等大家安神坐定后，何贤才继续说：“请你们来这里，是想同大家见见面，吃顿饭，谈谈家乡的情况。”
乡干部们见何贤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就把先前的猜疑、隔阂都迅速消除了。他们将岳溪乡的生产状况向何贤作了翔实的汇报。当时岳溪已成立了两个初级合作社，但是因遭逢50年一遇的大旱情，咸潮上涌，水稻收成大减，乡亲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何贤听后开门见山地问：“眼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主要是开耕费用没着落。”
“需要多少钱？”何贤比乡人还务实。
“两万元左右……”
何贤随即点头，叮嘱坐在他旁边的秘书说：“等回去澳门，即汇两万元给他们。”
女支书陈顺开汇报时，谈到乡里计划办一个信用社，以帮助那些农民“困难户”。何贤听了很赞赏，并道：“好！是要注意关心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但一定要有借有还，否则很难办下去噢。”
陈顺开连忙补充道：“是的，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并已订下个章程。”
“嗯。”何贤点了点头问：“办个信用社要多少钱呢？”
“3000元就行了。”
“好！就拿3000元回去，抓实抓紧办起来吧！”
从此，何贤同家乡的联系更密切，对家乡的建设也更关心了。为了改变家乡干旱的面貌，何贤出资在家乡建了一座“澄溪抽水站”，乡人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了支援乡里实现农业现代化，1958年何贤赠送岳溪乡3台卡车和2台福特森拖拉机；为了发展渔业生产，他捐赠了一大批捕捞工具和5艘机帆船；为提高乡民的健康水平，他捐款建了一座医疗站和一个体育场，后医疗站扩建成“澄溪医院”；为活跃家乡父老的文化娱乐生活，何贤还捐赠了一台电影放映机；继而他又捐赠2万元支持家乡发展生猪饲养……
在那段时间里，何贤对家乡建设的支援，还是零敲碎打的，且多局限在岳溪乡。原因是当时他对县里的领导如何看待他，尚不清楚，所以他长时期不愿回乡。
1958年初春，何贤因事到达广州，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接待了他。他们吃饭时谈起祖国的形势，接着便说到家乡的建设现状。黄施民建议何贤回家乡番禺看看，并且诚挚地说：“番禺县的领导一定会欢迎你，热情地接待你！”
这番话，使他想起了自己早已过世的母亲邓氏，邓氏葬在岳溪乡应塘村后面的大松岗，何贤已经快10年没回去祭扫了，于是，他爽快地回答黄施民说：“好吧，待清明节我回乡扫墓，就顺便参观参观吧。”
1958年4月的一天，何贤回到家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到故乡番禺县。县里的领导们果然对何贤很尊重，县委书记郭信民、县长黎春华亲自迎接他，并且委派了归侨干部郑德先生专门负责接待他。
乡亲们将何贤归故里视为村里的盛事，都举家出门，拥向村头儿……
何厚铧家族传39、打捞沉粮送穷乡
39、打捞沉粮送穷乡
何贤等人到石楼镇参观后，在区公所用午餐。当晚，县人民政府设盛宴招待了他，县里的主要领导干部们都同他见了面。饭后，当地政府又专门为何贤举行了一个县、区、乡干部座谈会，何贤与大家谈得非常热闹，直至深夜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何贤天生就是一个孝子，他的父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纪念，他感到无限欣慰，也就更加眷念家乡了。所以从这次回乡之后，何贤对家乡建设的资助，就不只限于岳溪了。
番禺县的重大建设项目需要何贤支持，他必慷慨解囊；有时政府没有向他提出请求，他闻讯后也会主动予以捐助。
仅是1958年至1959年两年中，何贤就给县里送回了大小汽车75辆，汽车引擎10多台，汽车零配件40大箱，拖拉机12台，大型发电机（连动力）6套，以及柴油、汽油、机油等约2000桶（每桶200公斤）。此外，还捐赠了大型拖船一艘，平床、刨床、钻床共10台，拖拉机7台，以及药品、农药、菜种等一大批，约值人民币400万元。
番禺兴办造船厂时，他又捐资6万元；创办华侨中学时，他再赞助了3万元。
至于“大跃进”后，内地出现连续三年大饥荒的困难岁月里，何贤为支援家乡恢复生产，为帮助众多乡亲渡过难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财力物力上的资助———因次数太多，究竟他一共拿出了多少钱？连何贤自己也记不清了，但70年代以前的一些数据为：
1964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1969年，他又给家乡捐赠“么利士”汽车2台，“啤阔”汽车3台；1960至1962年的三年间，何贤以外币存款的方式，为番禺县进口化肥2000吨……
要知道，这都是“文革”前的捐赠数字。“文革”前，400万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也没有今日之开明。何贤那时为国为乡倾囊倾力，也未必人人都赞同。他有时还会心存余悸，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执意做了，以一言一行，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好事。
现今的岳溪乡应塘村委书记梁汉田，讲述了1959年，发生在经济困难岁月里的一段传奇故事……
1959年，在梁汉田的记忆里，家乡很穷，很多人还是没饭吃。直至“文革”岁月，乡亲们还是吃番薯、吃萝卜、吃芭蕉芯和芭蕉头，吃那些从稻谷中拣出来的糠做成的糠饼，然而有一段日子里，他们吃到了“何贤小麦”做成的饼，那凭着“麦饼证”领到的“何贤饼”，现在回味起来仍觉得好香好香……
哪儿来的“何贤牌”麦饼呢？说来，好有传奇色彩呢，番禺稍稍上点年纪的人们，无论干部或乡民，几乎人人难忘这件事———
1959年秋天，当时香港一家面粉厂在澳洲购进了小麦2000吨，准备运回香港加工成面粉。
天有不测风云，这艘装满小麦的货船在途中不幸触礁，小麦就沉落在太平洋公海上……因那个香港工厂已购买了保险，所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保险商负责赔偿。保险商想尽量减少些损失，便想将这批小麦进行拍卖。
拍卖底价，约为原价的五分之一，而实际上受水浸的小麦不过才20％，将这批小麦作粮食或饲料可是太便宜不过了！所以政府拟将这批沉船小麦购入，以解决农民粮食及饲料的匮乏，但是这批货能否批准进口，还是未知数。
何贤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慨然应允缴付全部款，并向有关部门领导请示，请求批准将小麦报关进口。何贤又掏钱雇船，将太平洋公海中沉落的小麦全部打捞起来，并在一星期内及时运返故乡。
当时按照何贤的建议，拨给番禺县五百吨小麦，其余送往顺德、南海等地区……据梁汉田书记所忆，那时岳溪村民和顺德村民按人头计，每人分得小麦50斤。
这批小麦在当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之时，实在是有如甘露啊！若不是何贤鼎力相助，出钱出力，还实在不易得到呢！
历史的记忆中，番禺人不能遗忘：“那次何贤把小麦运回家乡，很多人都受惠于他！”
“当时我记得，那小麦是救命救灾的粮！人人都知道谁给送的救命粮，我们都称何贤是大好人！”
何厚铧家族传40、投资加盟为民众
40、投资加盟为民众
1968年6月28日，澳门各大报章均登出一条新闻———港兴船务公司属下的八艘汽垫船和三艘客轮停航。澳门三面环海，可没有自己的机场和深水港。因此，对外交通几乎全凭香港这个中转站“舒筋活血”，而港兴船务公司的客轮和飞翔船，则是往返香港与澳门之间的重要交通工具，停船便意味着澳门对外客运交通大部分中断停滞。
客轮宣布停航后，新码头附近港兴船务公司客运售票处门口，每天都挤着一大堆急于离开澳门的人。在这群人当中，有个姓冯的客商，他此行去香港，是和一个客户谈笔大买卖。因为近来一段时日，他的公司老是不景气，现在好不容易拉到一笔生意，对方约去香港面谈，一旦去不成，对他的公司可就是一个沉重打击。又过了几天，冯先生和几位商界朋友在茶楼饮茶，谈到港兴的停航，大家都感到了无望，忽然有人说：“只有一个人可以挽救这个局面，那就是贤哥。”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点头：“对呀！救危解困之事，贤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