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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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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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出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法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了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尝人间的苦辛……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党“八大”代表李之琏,边参加“八大”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

    1958年2月,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时,周扬对李之琏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海就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    
    “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么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的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琏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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