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
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出的漏洞。1957年1月，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修改了若干次，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稿，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在中国作协，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就是如何对待“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邵荃麟、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等等。
接着，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批评得越来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法开下去。正好，6月8日这一天，党中央吹响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角，《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
一天，李之琏也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会议。在别的议题结束后，陆定一汇报丁、陈问题的处理经过时，他没有概述两年来的全面情况，而只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按照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一种是张际春、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中央批准的结论，而完全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当初给中央的报告与实际调查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陆定一自己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等等的重要事实。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周扬对他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那次被捕后“有变节性”的结论，又要将其改为“叛变”。陆定一立即要李之琏将原来的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部务会再讨论。讨论时，陆定一提出，将这一段经历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周扬对陆定一的这种支持，感到很满意。他顺势进一步说，丁玲等人在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为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表示不满，则是替丁玲等人翻案；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都是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等人问题时鼓动起来的，等等。至于他自己半年前主持修改而否定丁玲等人是“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人表示歉意，等等，却只字不提，似乎那都是别人干的事。
这当儿，李之琏实在没法再忍下去，当场问周扬：“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回答说：“那是你们逼的！”
张际春立即站了起来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新根据！……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中宣部的人都知道，张际春的这等气愤是少见的。周扬也就不再吭气。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全面展开。7月25日，中断了一个半月的作协党组整风扩大会复会。周扬的讲话与6月6日的讲话完全翻了个一百八十度。他又重新肯定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成绩是主要的，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
他这样定了新调调，这个继续的整风扩大会就变成了“反击”的斗争会。而且会议的范围也越开越大，成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把丁玲等人在鸣放期间追问1955年对他们发动批判的原因，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一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
这个“反击”大会，从7月25日到9月17日持续了五十多天。在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周扬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一生忠于党，一贯坚持与反党分子作斗争；他指名道姓地“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多位著名的新老作家，给他们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帽子，其中突出地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会后，这个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大起大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成了文艺界正确领导与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等人则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年的流放，遍尝人间的苦辛……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党“八大”代表李之琏，边参加“八大”二次会议边接受批判，也踏上了苦难路
1958年2月，李之琏跟着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等人，去山西、河南了解群众宣传工作。临离开北京时，周扬对李之琏说：“要早些回来啊！有些问题还要谈谈。”李之琏不知他是何用意，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个月，李之琏一行接到通知，要他们尽快回来参加将在5月初召开的“八大”第二次会议。李之琏等人遂与洛阳市委书记李立一起回到了北京。一回来，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的张海就神情紧张地对李之琏说：“周扬已决定要谈谈我们几个人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中的‘错误’，不知周扬的目的是什么？”
“谈就谈吧，无非是要我们作检查！”李之琏觉得无所谓。
接着，副部长张子意也对李之琏说，过两天谈谈关于处理丁玲问题中的一些问题。
张子意是1957年初，张际春被调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周扬成了常务副部长之后，才到中宣部担任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副部长的。他在工作中总是竭力维护陆定一和周扬这两位领导人。听张子意这么一说，李之琏才意识到这个“谈谈问题”，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个步骤。
正在李之琏也开始感到“形势有点紧张”的时候，中宣部开了个部长办公会。在这个会上，周扬说，有些同志对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的问题时有些意见，“打算找个机会组织几个人，谈那么一两次就行了”。说得很轻松。但李之琏不相信他的这种说法是真的：“有些同志有意见”，究竟是些谁？
1958年5月3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前，在周扬的主持下，“谈谈”李之琏等人问题的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副部长张子意、中宣部的几位处长和作协党组的个别成员。张际春也被请回来参加这个会。首先由李之琏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童大林等人作检查；已调往湖北的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黎辛，也被调回来一道检查，然后让“有些意见”的人“谈谈”他们的看法。在所有的检查发言中，除童大林一人外，李之琏等人都遵照周扬的“只准检查自己，不要牵扯别人”的规定，着重“检查”自己认识上的不够之处，避而不提周扬——既不提他在处理丁玲等人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错误，也不说他有何正确处。惟有童大林，作了使周扬十分赞赏的检查。
他说他的错误归结于一点，就是对周扬的态度不端正，并列举了对周扬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他然后说：“过去认为，周扬对丁玲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现在认识到，这种看法完全错了，而周扬同志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