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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陆两用坦克回到了北京，一些造反派也许认为他已不属于当权派的序列，就没有让他加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等人戴着高帽弯腰撅屁股的大队。
1967年1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跳梁小丑王洪文们，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装甲兵的一些人也跟着抢班夺权。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昆，立即夺取了这个研究院的第一把交椅。
1967年8月25日，科研院召开科研院副政委汪志华被戴高帽游街一周年大会。会前一刻钟，两位“造反派”走进了丁铁石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敬了礼，请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丁铁石只得跟了去，并被安排坐在最前面。会议进行了半小时，新四军老战士汪志华在台上被折磨得面如土色，田永兴突然跳上了台，向台下大吼一声——“把‘三反分子’丁铁石揪上来——”丁铁石即刻被早坐在左右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一只胳膊推上台去，当场撕下他的领章、帽徽，随后就在他自己的住处被“软禁”起来。所有来信早就被查收，丁坚、丁溪野等人在哈尔滨和黄骅县等地已经遭受的一切磨难，他全然不知。
1968年4月1日黄昏，丁铁石在有人盯梢的氛围中去水房打水。他还没走到水房，就突然被人从前截住，扭送到技术保障队的一间平房：窗户早用木板封死，还被糊满了报纸，报纸上还又抹了一层黑，成了完完全全的黑牢。
不一会儿，田永兴就带着技术保障队的一名排长、两名班长和一个老兵走了进来。田永兴一进来，翻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像，往窗台上一放，几个人按着丁铁石的头向毛主席九十度弯腰“请罪”，要丁铁石“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无罪！”
低头弯腰的丁铁石话音刚落，田永兴立即给他一个大耳光，接着用双腿夹住他的脑袋，命令那个排长、两个班长和那个老兵，对他使劲打。从此，丁铁石每天都得“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
所谓“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就是每天早起床、晚就寝和三餐饭，都得面对毛主席像，脖子上吊着重达十五公斤细铁丝勒到肉里的上书“反革命分子”的大铁牌，再撅着屁股就“喷气式”，嘴里还要大喊“毛主席万岁”，其中必有三次挨打。这样直打得丁铁石遍体都是伤。
两三个月之后，丁铁石被带进了自己很熟悉的原来处长以上干部的小食堂，此刻成了专案组的审讯室。田永兴在审讯台边翘着二郎脚，丁铁石则被按坐在审讯台前的小凳上。田永兴瞪着眼睛问：
“你还认识我吗？”
“什么意思？”
“四七年三月间，你是坦克学校校长，坐在一个大转椅上，多么威风，多么神气！”
这一下丁铁石才突然想起，他当年在大连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学校校长时，田永兴曾是那里的一名学员。丁铁石遂严肃地说：
“你不用讽刺挖苦，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事吧！”
田永兴阴阳怪气地说：“那一次我向你请假，去市里办事，你不但不准假，还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噢，就为这个？”
“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啦！你不能再那么威风、那么神气啦！你做的那些事，对头吗？”
“你不用再讽刺挖苦！你说说，我批评你，到底对不对？”
“你甭嘴硬问我‘对不对’！我说这是不对！”
“我当时做得非常对！因为是你违反了纪律、违反了校规！你当时明明也知道，坦克学校的同志去市里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而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这是为了保密，确保安全。咱们坦克学校之所以穿警察服装，对外叫做‘警察学校第四大队’而不叫坦克学校，就是为了保密。这些你都是清楚的， 而你偏偏要一个人独自上街，这是明知故犯！另外，学员请假，学员队的队长、指导员就可批准，根本用不着找我，我也不应该代替你们队领导的工作。是你完全错啦！对这样一件琐碎小事，事隔二十多年，你也成了一个团级干部，竟然还怀恨在心，可见你的党性、人格和肚量是多么的卑下！”
田永兴“啪”地猛拍了审讯台跳了起来，大吼一声：“你向毛主席请罪！”两个打手应声卡着丁铁石的脖子，又按着他的脑袋，使劲地向下压。丁铁石也使劲地顶着不低头，并大声说：
“我当年做得非常对，没有半点儿错！随你们的便吧！”
从此，丁铁石的每天“五请罪、三挨打、挂黑牌”便升了级：每次审讯，几乎都是先罚他跪在众目睽睽的走廊上，然后由田永兴带头，一个班的年轻战士上去用皮鞭抽打，有的还脱下脚上的解放鞋猛打他的耳光，终于把他的耳朵打聋。
一日三顿饭，每顿饭都让他蹲在令人作呕的泔水缸下面吃。每日罚他掏空全院的男女厕所不算，还故意让他去喂猪，实可谓“放手大胆”地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和侮辱他人的人格。
人常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我们那个混沌时代的无数怪事，似乎其生命力强大得“无与伦比”，是不会自败的。所幸者，丁氏家庭的成员，就偏偏不奉行这个“见怪不怪”、“忍字心头一把刀”的哲学。丁铁石的妻子白琴也是敢于向这些“怪事”英勇抗击的一名战士——
她1938年7月17岁，由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介绍，迢迢数千里奔往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而后逐步升入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和鲁艺、抗大等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深造。1940年春天，她从华北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第二军分区“七月剧社”担任分队长兼政治教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宣传队。1941年秋，为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粉碎日寇的扫荡，她转去山西定襄、孟县等县担任县文救会主任和宣传部长。1942年秋，因敌后医生奇缺，党组织推荐她去白求恩学校学医，数月后即考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得到重点培养，抗战胜利时毕业，被分去东北，先后在辽宁军区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当医生。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她也随东北野战军入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被调进中国铁路总医院担任副院长。丁铁石从朝鲜前线回国，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装甲兵系副主任，白琴也从北京调往南京，担任鼓楼医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和眼科主任。1965年又被调回北京，担任著名的协和医院副院长。她像丁氏弟兄们一样，平生从未做过亏国亏民亏心事，岂怕这混沌时代的“咄咄怪事”？！
1968年3月底的一天黄昏，白琴带着十岁的儿子丁中刚乘坐郊区的公共汽车经过卢沟桥到达槐树岭，直奔已夺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大权的宋昆家。宋昆刚吃完晚饭，正坐在客厅里心满意足地品茶。白琴一见，不禁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宋昆的衣领，要他拿出了丁铁石的“反革命”证据来。
白琴说：“我和丁铁石都是经党教育几十年的革命干部，我们都是讲道理的。如果丁铁石真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暗藏的反革命’，只要你们能够拿出真凭实据来，我立即与他一刀两断，断绝夫妇关系，绝不含糊！否则你得放人，现在就答复我！”
白琴边说边抓着宋昆的衣领不放手。宋昆支支吾吾，既拿不出证据，又不答应放人，也不敢还手。宋昆的老婆急忙溜出去“告急”。不一会儿，涌进来科研院的几十个造反派。他们谎称要宋昆去开会。宋昆也忙说他马上就要去开会。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答复。”白琴说。
宋昆连忙逃之夭夭。然而这几十个造反派却一个也没走。他们的一个头头对白琴说：“宋院长走了，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听到这句话，白琴反而顺势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白琴说：“我所以特地到宋家来，就是为了向他讨个说法。他去开会了，不管他开多长时间，我都要等他回来给我一个说法再走。这与你们没有关系。我不找你们，你们也不要妨碍我。”接着她又把刚才对宋昆说的话说了一遍：如果拿不出丁铁石的“反革命”真凭实据，就必须放他回家。
这些造反分子哪能听得进这些？他们纷纷指手画脚围攻白琴。白琴仍然稳坐沙发面不改色。她说：“宋昆不回来，我就不走！”
造反派们没法，也只得一个个离去。白琴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左右，宋昆也没敢回来。白琴眼看着儿子中刚一个劲地打瞌睡，就带着儿子离开了宋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字报，贴在装甲兵科研院俱乐部门前的墙上。大字报说：
丁铁石是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他忠于党和人民。宋昆陷害他，是想转移斗争目标，嫁祸于人，逃避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宋昆这样做，似乎是得势于一时，但历史是无情的：好人终归有好报，一切问题总会被搞个水落石出；而宋昆之流则必会恶有恶报，绝不会有好下场。
大字报末尾写着“丁铁石老婆白琴”和年月日。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
白琴刚刚贴好大字报，城内协和医院的造反派就来到了。原来装甲兵科研院的造反派对白琴围攻不下，就忙去城内协和医院搬“救兵”。白琴觉得大字报已贴出去了，就已经教训了宋昆，“基本任务已完成”，遂带着儿子坐着协和医院造反派开来的汽车，于午夜两点返回了医院。
这天天一亮，协和医院的造反派贴出了大字报，“勒令”白琴检查认错，否则“严重的后果自负”。白琴回答说，“我没错”，拒绝做出任何检查。当天下午，她就被造反派关进医院地下室“太平间”旁边的“牛棚”。当天夜晚，田永兴就来到协和医院，伙同医院的造反派“会审”白琴，要她交代她和丁铁石的“罪行”，白琴一一予以严辞驳斥。
由此白琴也遭了罪。她与卫生部长钱信忠和本院的著名医学专家张孝骞、刘士豪、冯云琨等人，常常排成大队弯腰挨斗，她更被本医院十六个党支部一个不落地挨个儿拉去轮回批斗，一些人拳打脚踢地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丁铁石也是“反革命”；她昂起头大声说：“我和丁铁石是始终如一的革命者，我们都没有错！”
一天黑夜，看守白琴“牛棚”的人趁夜静更深没有人，悄悄对白琴说：“你呀你呀真傻！在这场天下大乱中，别人连躲还躲不及呢，你还迎头上，去贴什么大字报……”
在这座“牛棚”的对面，是举国第一流的医学专家张孝骞的“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位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就被关进这座“牛棚”了，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虽在解放前，在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湘雅医院和协和医院教书行医，但他一直抱着爱国强民的宗旨，从来也不是“美国特务”……
一句话，他对造反派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他都实话实说地一概不承认。
“不承认，就得打！”白琴住进了“牛棚”后，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对面“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教授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
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着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着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磕磕碰碰地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
当然，他立即又像被抓小鸡似的揪着衣领提了回来。当夜，他那“牛棚”里又传出鞭打与惨叫的混合声，令各个“牛棚”里的人都揪心裂肺，彻夜难眠。
一天，造反派们押着张孝骞和白琴等人去打扫整个医院的楼道与厕所，又命令张孝骞与全国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刘士豪等人去擦窗户。这些人都年老体弱，高度近视，突然感到景物模糊，天旋地转，刘士豪没能一把抓紧窗扇把手，从梯子上“扑通”摔了下来，直跌得内出血，也跌伤了腿骨，隔了很久才能勉强拄着拐棍走路。
1968年冬天，寒风呼啸，滴水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