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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位老共产党员，其母为家庭妇女，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的国家科技人员，两个妹妹是中等文化程度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工人。加上她自己，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
解放前，由于全家生活难以维持，三岁的李九莲就被送人做童养媳。解放后，其父又把她背了回来。读书时，她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和独立思考，生活也十分简朴，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进赣州市当地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和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像的不一样。生产衰退，人民困苦，文化艺术凋零，青年一代的痛苦彷徨与颓废等等事例，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铸成了“反革命”。多少人被打成残废，多少人惨然死去，又多少人妻离子散。这一切，更啮痛着李九莲的心，从而使她与当年举国上下许多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一样，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了独自珍藏的七千多字的三十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8日，她给高中同学时的恋爱对象曾昭银写了一封信。其时曾昭银已在福州部队当兵。李九莲在这封信中说：“经过多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
接着，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些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
在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时，李九莲向其恋人写道：“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和完善的理想。’我决心接受马克思所说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款“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装着“不明白”。他陡生“主动”之念，让飞黄腾达的私欲把爱情压得粉碎。他说此信“很反动”，“把矛头直指林副主席”。他立即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这“上级”当然更是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调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将李九莲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李九莲被捉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赞扬她目光深远、高瞻远瞩；当人们扯高嗓门狂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也同样狂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就看出这个叛逃者不是什么“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和“副统帅”，而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就凭这，也应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地把她送出监狱，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
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有失“为人民当家作主”者的身份；而失去了这种身份，就不利于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1972年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然后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又到了这个县的崇山峻岭中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十六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后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它的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均如雪落沧海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较好的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原由是她既在兴国县画眉坳钨矿劳动，应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兴国县，明代“海青天”海瑞在这儿当过知县。四百多年来，海瑞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屡屡平断冤狱的故事，一直在这一带广泛传颂着。因而这里很多人都明白：李九莲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该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坚决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矛盾进一步激化，她成了“恶攻”分子
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她认为他们已不是共产党，而成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迫害自己人。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江西北部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七十三天。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在开评审小组会时，李九莲鉴定中的第一项“我的政治态度”尚未写完，到会“监督指导”的管教人员却对她说：“没有完全写好也不要紧，可以先说说已经写了的。”李九莲拗不过，只好照本宣科。她首先对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在一年中相继辞世表示悲痛，继而对“现在的当政者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进行了批评，接着说“在毛主席逝世时我就说过，‘寄希望于江青’……”在场“监督指导”的管教女干部即刻厉声喝道，“不许放毒”，一把夺走了李九莲手中的鉴定草稿。
这位管教女干部和女犯小组中的积极分子，都指责李九莲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而李九莲却泰然自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的未及读完的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身为党中央主席，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义，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把军队搞乱了……
“……如华国锋按自己的政策路线走下去，能把党事、国事办好，我是拥护的……”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中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清醒认识是截然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