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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7日，对一封申诉信批道：
现在我们仍有些党委或组织部门，总以一些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将一些该负责处理或解决的干部问题推脱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问题长期无人负责，拖着不办。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干部的问题确实该由别的单位负责处理和解决，但告到你那里来了，你也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看看是否该解决。如果该解决，也应该替这个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何年何月能够成为“干部之家”？怎么能说得上主动地为党工作？这个事你们要好好抓一抓，在《组工通讯》上发点议论，介绍一些好典型，批评某些错误的态度。
——1981年6月13日，在又一封申诉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诉人的情况，如果申诉是实情，要请上海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不必层层转，可以一竿子到底。解决时，也不必再搞许多可有可无的烦琐查证，把基本情节弄确凿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确实），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现在我们不讲“多快好省”了，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个“多快好省”的问题。什么事拖拖沓沓，烦琐得要命，怎么谈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我已提过多次，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工作。旧社会都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为什么我们队伍中却要斤斤计较这件事是归你负责还是归我负责？……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我希望组织部门，首先是中央和省市两级组织部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从而带头在这方面扭转我们的党风。
——1981年12月5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难以想象。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地藐视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的检查、督促。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好党员好干部只好闭口不言或等待时机，而极个别的专搞歪门邪道甚至同“四人帮”仍在藕断丝连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起来。这个潜伏的危险，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出于此，我主张抓住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对一封来信的批语：
据我观察，党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好。老实说，我对有关部门不切实了解情况，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坚决改正领导中的不良作风是很遗憾的。
这个案子请中组部、统战部立即交民航迅速处理。不要再烦琐地考证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几个情节要稍加查证一下），也不要再实行“哪级党委定的由哪级党委改正”这个误大事的办法了，由中组部和民航总局共同决定执行。
——1982年8月27日，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五台山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
凡属作宗教活动的寺观和属于它的山林，都要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管理。由僧道自己管理，证明比“吃大锅饭”的其他单位管理得好。中央和国务院的这项规定，全国各地必须坚决落实执行。请宗教事务局抓紧解决，力求在今明两年全部落实好。
——1982年10月20日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说过多次，落实政策问题要发现一个就严格检查一个，正确处理一个。否则，可能拖上十年还得不到圆满解决。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实处，禁止老发一般化的指导、号召。
——1983年9月15日关于落实政策问题的一个讲话：
抓这件事（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主要不是再发什么文件，而是要一个一个地方检查，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有些典型，要发通报。因此抓这件事，要有最大的务实精神，最大的魄力。
——1984年1月17日，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整党中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如果不抓政策落实，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么打开呢？如果还在那里怀疑中央哪个文件是“左”的或右的，怎么可能真正落实呢？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的问题。我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在整党中抓政策落实，实际上也是抓统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开的。
——1984年1月24日，在一份《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都大体落实了，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不了解：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的问题，我主张要查查八个接待单位，看看究竟谁是严重的官僚？我觉得中央机关有些单位官僚主义实在严重，如果不查处几个，风转不过来，整党也就会走过场。这个问题，联络小组要抓，两个直属党委也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出一点名堂来。
——1984年2月18日，在一封来信上的批语：
基层领导为一些不正派或不太正派的人把持，政策落实困难，群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要严肃注意。注意办法就是不能光发号召，光开会讲，要深入实际去查。
——1984年2月21日，在一封申诉信上的批语：
我们现在一些党组织对中央的某些政策落实得还不坚决，不彻底。这件事一定要引起我们中央和省市区两级重视。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一些党组织对这样的影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事不重视或重视不够是不好的。
就整个来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和各种统战对象、对起义人员、对侨眷人员都有不少失误，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失误。
——1984年2月24日，就科研、院校、医务、文化部门一、二把手的配备问题，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同志写的几句话：
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一九八四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各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到，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1984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一位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信件上的批语：
我的意见，落实政策必须严格督促检查，不许留不该留的尾巴。不要上下面谎报情况的当。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要纠缠极细微的小节，似乎被落实政策的人占了什么便宜。其实，人家受了多年的委屈，吃了多年的苦头，怎么会有什么便宜可占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一些没有吃过苦头的同志，思想上仍然搞“左”的同志阻止政策落实，倒值得我们注意认真纠正。
——1984年12月23日，在一份材料中批的一段话：
落实党外人员政策抓了七八年，到处都还有一些人遗留或遗漏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不是哪个人对党的政策坚决对抗不执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县以上领导机关不了解情况，主管部门的主动性和下决心把事办好办彻底的热忱不够。我说过几十次，抓这种事，不能单靠发号召。发号召，发文件，发通知，现在可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而是要到基层、到党外人士中去访问，发现一起就处理解决好一起，这样，人们就会找上门来。对找上门来的人我们又不怕麻烦，负责解决好。这样，又可以推动事情比较快地处理好。我看这样再抓上两年就可以完满解决了。这里，谈的党外问题，党内遗留案件也是一样的道理。
——1985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份简报上的批语：
我们许多地方对党外人士那种荒唐、幼稚的“左”的思想基本上没有得到克服。之所以克服不了，我以为首先和我们有些地方的统战部门、组织部门有关。我认为，与我们有些做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志有关。我主张你们两家（注指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从上到下在整党中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和认真整改。
——1985年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报告，给中央书记处胡启立、王兆国同志的批语：
启立、兆国同志：
我们党内向党外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事，时有发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办？靠上面发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
这一类的批示、批语是很多的。下面，也就是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别说一些不甚为人所知却又十分“蹊跷”或令人动魄惊心的案件的平反……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从监狱悄悄传出的挂号信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刈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看到了这封信，不禁令人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在飞往南昌的途中，我仍在自我发问：这可能吗？张志新死于粉碎“四人帮”前一年，长春的青年工人史云峰死于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又一位英雄王酉申死于粉碎“四人帮”半年后，而李九莲不但死于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又两个多月之后，而且还在党的新时期召开了“十一大”的五个月之后，中国还会有如此草菅人命的狂徒吗？
到达南昌后，得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上海休养治病，主持省委日常事务的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对我说，这不仅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当时在讨论是否批准判处李九莲死刑的省委常委会上，他本人就是坚决反对处死这位女青年的常委之一。但他和持同样观点的常委是少数，未能力挽狂澜。为此他一直心存憾痛。他全力支持我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查访开始，先去江西省高级法院，翻阅李九莲案卷。这案卷足有几大包一尺多厚。每天上班时间去，下班回新华社江西分社，夜晚就空过了，实在可惜。我向法院办公室主任邹济生和副主任老崔建议，是否可以让我把这些案卷借到分社去，这样可以加快速度。他们倒也爽快，而且都是同情这起冤案受害者的好心人，说了声“绝对信任”，让我打了张借条，就如愿以偿。这样早早晚晚地只花了半个月，就看完了大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摘抄了十余万字。然后王泽民派出省委汽车队最得力的司机黄荣水，开辆最新的北京吉普，由省高院郑科长陪同，去了赣南又转到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言基本属实。
“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