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9日，北京举办了“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王海力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一文。王海力是北京铁路分局丰台电务段通信工。“四五运动”时，这位在部队当过兵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写了一张血书，悼念周总理，被“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死党逮捕入狱。1978年夏天，北京铁路分局党委召开广播大会，宣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决定，为王海力彻底平反。分局党委还根据王海力早先的入党申请，批准他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海力在他的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插题：《我们要做无愧于先烈的后代，也要做无愧于后人的先人》、《镇压吧，我不怕！坐牢吗？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做无产阶级的好后代！》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于国厚等人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北京手表壳厂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带领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王永安的通讯《在急风暴雨中》。通讯记述了共青团员韩志雄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业绩。正是这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张贴并宣读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那篇史诗般杂文。
10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通讯员葛运池、记者辜坚的通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记述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评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和他的伙伴们声讨“四人帮”的史实。正是这二十八位平均年龄二十六岁的青年工人，于1976年3月30日，在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与檄文，从而开始了永垂史册的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
正确的舆论是人民的心声。在中国，那时候的舆论是十分坚韧有力的。当年11月15日，时为新华社社长的曾涛获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涛立即与副社长穆青商量认为这是事件发生地现在的最高组织负责人对这个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把它当做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
当天下午七点多，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了这条新闻：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跟着，11月18日，新华社又发出一条消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消息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在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这种革命行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1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其评论员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了《“四人帮”蓄谋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一罪证揭露姚文元和那个女黑干将炮制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报刊和有关省市委对天安门事件充满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认同。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时说，中共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作出了决定，肯定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的。这是经过党中央批准同意的。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决定。
邓小平还对日本客人说，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全国各大报刊随之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轮评论：
当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并在文内加了如下几个小插题：《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殊死搏斗》，《历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导人们》；
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为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扬眉剑出鞘》一诗的作者王立山，发表了社论《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也在这一天，《工人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扬“四五”精神，献身四化事业》。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了“四五”运动的精神，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破除现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积极作用。希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在新的长征中再立新功。
拨乱反正鼓声急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四方
这个震撼全中国也震惊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两个凡是”后，就这样迅疾而干净利索地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彻底平反。在这个过程中及其后，神州大地平反纠正各种冤假错案的讯息，犹如滚滚春雷，响彻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文革”中的一百二十个“反革命”案件宣告无罪。其中有的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同志，而被诬陷为“反革命”的；有的只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或喊错了口号、写错了字句，或发生了技术事故、责任事故，被无限上纲定成了“反革命”。浦镇车站的一位装卸工，说了句“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局建筑工人萧经业，在一座不断冒烟的土窖西侧作业，因刮东风弄得他烟灰满身，说了句“刮西风就好了”，就说他与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被管制三年。还有的精神病患者，胡言乱语，也被当做“反革命”来惩办。
南京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大得人心。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的范焕成，被改判无罪送回家时，范的几个儿女都含着泪，表示要努力工作，报答好心人的恩情。
197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万人大会，为所谓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这个重大冤案的起因是：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指示，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对江青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亲哥哥李干卿进行了调查，查明李干卿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1960年5月12日，江青给李干卿写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你要注意，不要因小失大。”
“文革”风起，窃据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高位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代表人王效禹，嗅知此事，便视之为进一步投靠江青、林彪集团的好铺垫。1968年4月2日，他给参与调查李干卿问题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帽子，既发密电又跑北京，向江青、林彪死党汇报。4月25日，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康生，听了王效禹的汇报。江青破口大骂山东公安机关调查他哥哥问题的同志，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只是“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第二天，北京的三个人，带着江青、吴法宪的指令到了济南，即刻抄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警卫处处长于杰、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济南铁路公安分处副处长曲和钧、保卫股长史殿安等六位同志的家，并在4月29日，用北京来的两架专机把这些同志押到北京“拘留审查”，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
同时，把身患重病的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从病床上拖起，押往外地一个小医院秘密“监护”，把他折磨致死。原肥城县公安局长叶茂林，在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时，只听过一次调查李干卿的情况汇报，也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不到三个月，就含冤死去。此案还株连了其他三十九名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平反大会上宣布：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纯属冤案，是林彪死党和江青，及他们在山东的代理人王效禹，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所有强加给被迫害同志的种种罪名，一律推倒，给这些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召开了大会，为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彻底平反，为遭受残酷迫害的九十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昭雪伸冤。
这个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吕正操等四十二位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并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的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中，也要求释放张学良。
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是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却颠倒黑白，硬说这是“叛党投敌”，硬说这是要求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回东北，“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因而“这是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1968年底，四十二人名单中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多人被“监护”关押，另有许多人在本单位被“隔离”看管，都遭到了刑讯逼供。
1969年1月，制造这起陷害大案的人，又编造出一个九十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害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十二名，部、厅、局长级干部三十六名，全国政协委员七名，省政协委员十七名；并胡说“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诬蔑这些革命老干部和爱国人士，是“打着抗日的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