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郭宗jin看不下去，就对张琼华说：“给八爸写封信，让他每月给你寄些生活费来吧。”
说了几次张琼华都不同意。她怕给郭沫若添麻烦。生活实在无着了，她才把自己一月的开支反反复复算了又算，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限额，嘱咐郭宗jin说：“让他一月寄十五元来吧。”
郭沫若收到郭宗jin的来信后，主动承担起了张琼华的供养责任。他每月给张琼华寄去人民币十五元，以后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逐步增加到二十元、二十五元、三十元。张琼华每次收到汇款后，都遵照郭沫若的要求寄去回笺。
这，成了这一对名义上的老夫妻的唯一联系了……
张琼华有一个姨侄女在西安工作，写信请张琼华到她那里去耍一耍。于是，张琼华去西安住了两个月。她本打算回乐山的，但姨侄女劝她说：
“你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西安离北京不远，干脆再去北京耍耍。”
张琼华想想也好，就独自踏上开往北京去的火车。
这是1963年的事，离那次郭沫若回乐山又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了。郭沫若和她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还专门蒸了一顿川味zha肉款待张琼华。但两人的耳朵都不好，说起话来必须提高嗓门，就好像一对老夫妻在大声吵吵。
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陪张琼华游览了许多北京的名胜古迹，诸如故宫呀，北海呀，天坛呀，颐和园等等。张琼华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张张，西望望，显得又惊异又兴奋。活了七十多岁，她总算是开了眼界了，为此她深深感激着郭沫若。
临走时，王庭芳问她：“想在北京买点什么？”
张琼华摆了摆手，说：“不买啥子。”
经王庭芳一再动员，张琼华才去商店里转了转，但也只扯了一截黑色灯芯绒布。她爱不释手地对王庭芳说：“这种料子好看，耐穿，我这辈子还没穿过。”
王庭芳觉得太过意不去了，回来向郭沫若汇报后，郭沫若特地叫秘书买了暖水瓶、铝锅、衣料等生活用品送给了张琼华。
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不喜杀生，极少吃肉，除早晨一顿是荷包蛋外，其余中晚两餐都是素菜素饭。身体好一点时就到街上走一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着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愈来愈老，不能上街转了，她就端把竹椅，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往街上默默张望。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上了泪水。
此时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又是别有一番景象。
1963年。春天的季节。花园里的花朵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郭沫若的书室里，也洋溢着一派浓浓春意。
这一天，于立群在默诵毛泽东的词《淀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深有感悟，就对郭沫若说：“我特别喜欢‘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句。”
说罢，她兴致勃发，立即展纸挥毫。此时于立群的书法日臻成熟，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女书法家了。那几个字经她书写，跃然纸上，气度非凡。可是仔细一验看，才发现把开头的“万方乐”写成了“万方春”了，错了一字！
“糟糕！”于立群嘴里嘟哝了一声，便要把这张纸扔掉。
“慢来，慢来，我看一看！——”
郭沫若一边说，一边走过去，从于立群手中接过笔管来，略为思索，就用隶书在“万方春”三个字下边加了几个字。然后，颇为自负地笑着对于立群说：“这样一来，不就变废为宝了么？”
于立群一看，原来郭沫若凑成了一副四言联：
万方春色，千顷湖光。
于立群开心地笑了。本来是一张废纸，经郭沫若稍一加工，果然点石成金，顿添风采。
郭沫若和于立群经常这样“合作”。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爱意，文人的雅趣。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本人虽然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未能幸免于难。有一天晚上正好郭沫若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于立群再三叮嘱他无论如何也要请周总理帮帮忙，营救被绑架的孩子。郭沫若去了，他就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和周恩来有着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他相信只要他把这件事提出来，恩来是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的。当时周恩来仍然保持着“第三把手”的地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然而，郭沫若终于没有开口——他不愿意、也不忍心让已经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再为自己儿子的事操心。整个神州大地正处于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有多少国家大事正等着周总理去处理啊！比起国家和民族来，儿子的被绑架、关押毕竟只是一件小事……
于立群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她本来是怀有满腔希望的：沫若一定会向周总理讲，总理一定会设法营救，孩子一定能平安地回家来……可是，郭沫若回来后告诉她说，他根本没有向周总理提世英被绑架的事。于立群满心的希望顿时化成了乌有，她生平第一次向她敬重与爱戴的郭沫若动了肝火，埋怨与责怪一齐迸发了出来……
郭沫若沉默着，既无言安慰妻子，又无言告慰爱子。过了好半晌，他才吃力地说着：“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只说了这一句，便站起身来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竟连儿子处在危险的时候，做为父亲的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这一天起，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有一位老人经常伏在案头，一只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留下来的日记。好像儿子和父亲在亲切地交谈。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
1974年的秋天，安娜从日本回来后，得知了郭沫若病重的消息，便和女儿淑yu一起赶到北京医院里看望他。他们已经许多许多年没有见面了，这一次在医院中相见，郭沫若和安娜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郭沫若八十有二，安娜也已八十高龄。悠悠岁月已经冲洗尽了他们之间的一切芥蒂，唯独留下来温馨的回忆。
“瞧！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故居……”安娜把这次去日本时特意拍摄的故居的照片拿给郭沫若看，并告诉他哪些地方仍旧保持着原样，哪些地方已经改建过了。郭沫若躺在病榻上兴致勃勃地听着，照片一张、两张……看得是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仿佛他又回到了市川故居的庭院中间，回到了安娜和孩子们身边。
“那些树都长得这么高了……”
“是你亲手栽种的呢！”
郭沫若和安娜像一对怀旧的老人，缓缓地，但又兴奋地谈着往事。窗外——发黄的树叶在秋天里飘零，坠落，恰似人的暮年。
探视的时间到了。安娜和女儿把她们的双手放在各自的膝盖上，用日本的礼仪向郭沫若告别。在病榻上的郭沫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安娜，他在安娜的眉宇间，又看到了那种令他神往和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辉，如像初恋时一样。然而由于病体不支，他不能同样用日本式的礼仪和安娜及女儿告别了。他只能在病榻上用专注的目光，把妻子和女儿送出门外。这种目光只有大病之中的老人才会有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恋不舍”，而是“见一次少一次”，因而也就愈发难以割舍，含有特别的悲凉的成分在内。
于立群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着郭沫若，服侍着郭沫若，如像婵娟跟随着并服侍着屈原一样。
1978年，湖南汨罗县计划修复屈原祠，写信到北京来请郭沫若题联。郭沫若是研究屈原的专家，又是把屈原诗化了的诗人，由他为屈子祠题联自然最为恰当不过。可是郭老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病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离死神显然已经为期不远。然而他躺在病床上构思，从《离骚》的诗句中集成一联。他勉强支撑着病体，立起身子来亲自书写，握笔的手却总是打颤。写了几张都不满意，只好请于立群代笔：“立群，你来吧。我不行了……”
于立群含着眼泪，替郭沫若书写了一联：
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
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这是郭沫若集屈原诗句而成的一副对联。确切地说，这副对联系夫撰妻书。《离骚》虽为屈原所撰却未必由婵娟书之，郭沫若和于立群则时有联袂之作。遗憾的是，这副题联竟成了他们夫妻最后一次联袂了！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次年2月于立群猝然去世，相隔仅仅八个月。
1979年6月，四川乐山召开了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那时张琼华尚健在，与会者都想亲眼见一见她。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一些代表去乐山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看望张琼华。她老人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身着依然是典型的四川农妇的装束。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婆。尽管她耄耄高龄，但从她面目的轮廓看来，仍可依稀品察出她年轻时的人品并不错。我们尤其注意观察了她的鼻子，因为郭沫若在《黑猫》一文中说过张琼华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曾经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观察的结果是：张琼华的鼻子是相当端正的，虽稍稍有一点翘，但绝无“猩猩鼻孔”，更无“露天”的缺陷。不知道郭沫若当年何以要用那样的笔墨来形容她？
寡居乡间的张琼华大概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拜访过，关心过。她在众人的目光中显得有些局促了，木木地僵坐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一位女同志打破了沉默，走到跟前和张琼华攀谈了几句：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
“好，好。”
“我们是来开会的。郭沫若的讨论会！”
“好嘛，好嘛。”
“你还记得到郭老不啊？”
“郭老？他比我小……”
张琼华198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的一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真正的幸福。巴尔扎克曾经用沉痛而又惋惜的文字概括了欧也妮·葛朗台的一生：“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张琼华除了同郭沫若有过一场结婚的悲剧，在名义上有一个丈夫而外，她不是和欧也妮同样的不幸吗？
1989年，安娜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荣获了第一届亚非和平奖。她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饱经忧患、历尽艰辛的安娜，晚年的心情宁静而又淡泊。她一生为郭沫若、为儿女、为中国、为中日友好贡献了那么多，那么多，可是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在文章中提到她的名字。她总是这么说：“我的爸爸是耶稣教的牧师，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是的，安娜做的一切天都是知道的。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中，她的脚印就像一瓣一瓣的辛夷（玉兰）那样洁白，每走一步便留下一片芬芳。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永远记着她。
安娜于1994年8月15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琼华、安娜（佐藤富子）、于立群，是先后同郭沫若发生过婚姻关系的三位女性。当她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对她们有厚有薄；当她们百年之后，历史对她们一定是公正的。郭沫若之所以成为参天大树，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之于她们的爱的滋润。因此她们也必将和郭沫若同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