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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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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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⒔甑牵–harles Geor ge Gordon )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 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 ,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  
  ——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 “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  
  ——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  
  ——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 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  
  ——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 (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末置, 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 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街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 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  
  ——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 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 Gen。 Colin Luther Powell) 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零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敞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 ”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  
  ——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四十七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袁世凯在一八九五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敦习之外,并于廕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回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敷,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学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和“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  
  ——“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作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老总统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 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严然“ 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狗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连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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