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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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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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传士学位典礼中的宾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  
  (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伙;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着,赫德回亿录,R。 C。 Forsyth与A。 H。 Smith 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 L。 Simpson而化名B。 L。 Putham Weale 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五十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地不愿告人的动机——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三十多年之后,当“五次围剿”胜利在望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为当局向“朱毛”致意,不是也说蒋委员长对他们“手下留情”吗?因为中央军里最新式的德制武器都还未对他们使用呢!既然手下留情,为何又一定要打呢?贤明的读者,就自己去回答吧!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是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 各使馆就成为尸体狼藉的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三十九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他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辞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袁皇帝曾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 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天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  
  (见《义和团史料》下册,页五六二,引《春冰室野乘》。上昌路德老师与其它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页二八〇。)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的闹到八月十四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五十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一期         第四章 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第四章 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的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宫阙即有九干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团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再加上北京天津一带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却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对大清王朝是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 历史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 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 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 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十八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相反的,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末迭月,入侵日军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三十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末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其后五十年来,国共两党政府为着讨好日本财阀,对我当年死难烈士也未尝作一日之祭—— 是何心肝?以后当辟专篇详论之。  
  防守东交民巷的八国洋兵  
  庚子(一九〇〇)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竞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颛顼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 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的。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 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我们确实是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不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中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俊,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三十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一百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七十九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七十九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七十九人:俄国七十九人;法国七十五人;美国五十三人。意国三十九人;日本二十四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五月三十一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五十一人;奥匈士兵三十二人,则于六月三日抵京。另加军官十九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军官二人率水兵四十一人被派往守卫北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意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四百余支,加重机枪四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七十九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枝,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二十四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二八月十一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胡涂蛋的满族亲贵,哪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的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二十四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傅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上篇已提过, 那时的义和团红卫兵,和他们的头头四人帮的杀人,心不慈、手不软,是毫无理性的。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九一五人,德军五四〇人,俄军三一二人,法军一五八人,美军一一二人,日军五十四人,意军四十人,奥匈军二十五人。共计二千零六十六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Admi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统一指挥,并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干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五百人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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