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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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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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如出一辙。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矣,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六月二十二日以后诏谕亦由瑞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  
  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二二一~二二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守, 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页三六六)。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  
  (见《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一三,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 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J。 C。 Furguson) 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作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年谱》页四三二,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后宣战后第二项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坟,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一九六)。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页八四二。)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下讳,他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 Carrington) 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三十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他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选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他谎称“集中保护”, 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四十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门里来。七月九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万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四十六人,包括十五个男人、二十个女人和十一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之极。  
  (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五〇暨Robert C。 Forsyth 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页三〇以下。)  
  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二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二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欣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六十余人直闱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弒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于)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霉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那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它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八月十一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页二二),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但她绝不能让她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之时,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 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直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较之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可能也差得远呢!这又叫做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后,他敢?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但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俊,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戴漪、戴勋、戴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只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  
  ——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决定是和洋人一拚,同归于尽了。但是“同归于尽”的“一拚”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拚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拚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下受”等借口, 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做她的太后了。  
  ——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下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贵董福祥的甘军拚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的打起来了。自六月二十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三百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巳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教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  
  可是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他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六月二十二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跑”。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  
  (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末被攻破。果然六月二十五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意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足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六月二十八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 双方又械斗了五十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干余,均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五十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二十五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比我说的也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一九二七年回哥大接受传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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