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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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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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园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下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间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  
  ——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恊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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