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
——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园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下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间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
——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恊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