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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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 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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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园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  
  ——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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