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鬼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园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零零）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零零）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帮同型”（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
——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
——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五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朝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