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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共干。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甚至蒋中正、毛泽东二公也都是它虔诚的信徒。美国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希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像。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80～507B。C。）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Post…Modern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事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粱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二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筋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坐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
——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腐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艾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无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下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快捷方式。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