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但是我们社会这个“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
那样我们就得搜搜那些压迫我们转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老根。笔者不学，不想效颦先贤再写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数十年来在多民族的大学课室里所说的话，而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汉语简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贤达耳。
原来也以部落生活为基础的古代白人社会，最初在罗马共和，尤其是与我们东汉同时的罗马帝国的幅员之下，也有逐渐统一的趋势。不幸罗马帝国本身就始终没有摆脱部落的传统。西罗马帝国便是内亡于藩镇跋扈；外亡于蛮族入侵。西罗马既亡，西欧为蛮族（今英法德义人之祖宗）所盘踞，而此诸多蛮族虽终为天主教廷所统一，在精神生活上渐渐趋向于“行同伦”，但在政治组织上却四分五裂。直至九世纪以后，这些原始部落始逐渐进入略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封建制。由封建时代他们也很快的进入一个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由于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生产力之不断增长，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现，他们在战国末期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艺复兴”（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种种，中古的欧洲和先秦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维妙维肖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较东亚要晚了一千五百余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后”（post…feudalism）的发展中，东西双方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在东方，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大帝国。在这个模式里我们迂回了两千余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在封建后的欧洲则出现了无数个“民族国家”——燕赵韩魏齐楚秦平等竞争的局面，而他们的民族王国之间，却始终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来削平群雄、统一欧洲。
就在这诸多民族国家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达伽马于一四九八年绕过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开对东南亚的通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也发现了美洲。不旋踵之间，原先那些不见经传的欧洲海盗小国，一个个都变成向海外无限殖民、无限掠夺的大殖民帝国，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亚非拉的无限财宝，无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养肥了欧洲，刺激了生产，引起了工业革命，壮大了城市，也培养了迅速成长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对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会、夺取政权、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对中层的自己伙件，则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按理出牌。对下层工农，则恩威兼施、禁止造反。……迅速地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模式，便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以此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宇宙观，也就囊括了世界。凡与这一宇宙观抵触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蛮”（barbarian），就是“异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这个地球就是“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这场疾风暴雨之下，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鸦片毒贩所冲开。那宗老弱无力而昏聩自大的“汉族中心主义”，就和来势汹汹而新兴的“欧洲中心主义”短兵相接了。
向“欧洲中心主义”逐步让位
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
——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与西化运动本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
在这历时八十年的“西化”过程中，我们首先向西方让位的是以“船炮”开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之谓也。在这项科技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最起劲，工作最有成绩，失败也最惨的，要算是李鸿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军”了。
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
——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PostWesternEra）。
笔者作此妄语，是否是“国学大师”式的自豪自信，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只是我们东方社会这次“转型”己转了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年的经验已替我们累积足够的数据（data）。就根据既有的数据，把“过去”看清楚，一个社会科学家不需有太多的“数学矩阵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训练，也可据以推算“未来”，用不著像陈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样去寻找超自然的象数了。
从全盘西化到如何西化
要言之，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现代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应该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我们这个“让位”过程已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是所谓“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谓“全盘西化”也。所以五四之后，已经不是应否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新文化运动”原是个“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便是“启蒙后”的问题了。
“全盘西化”之初次提出是惊世骇俗、全国哗然的，但是它也是势如破竹，当者披靡。读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但是阁下与我都不妨对镜自窥，你我除掉黑眼球、黄皮肤之外，我们上自网球帽，分装发；下及洋袜、皮鞋，我们身上还有哪一点没有“西化”？西化原是个生活方式。试问我们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学，到晚上看电视、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饭之外，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还剩下几两？西化是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读者试思，我们从九年国教到四年大学，我们学了一身本领，有几项本领是来自传统国故？有几项不是来自西方？我们连中国语文的教学，都彻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至今还有几项没有西化？呜呼哀哉，我们都早已“全盘西化”了。只是其来者渐，我们都不知不觉罢了——这种全盘西化的过程，只是五四以后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这个分水岭上，左手承先、右手启后来推动这项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我们就不能不公推胡适为首了。
胡适的两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这一阶段中的贡献，盖可归纳之为两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